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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国耻":那些收藏在西方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凤凰周刊 05-17 09:57 跟贴 3931 条

2017年3月1日,“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在国博开幕。图为展出的唐代陶俑。

  “我很痛心呐!很痛心呐!”

  国家博物馆展厅里,昏暗的灯光下,讲解员扬起手臂,又重重地落下,面色激动地看着对面的参观者,试图寻求同样的情绪。围拢过来的参观者们严肃地点点头,歪着脑袋,想要看清玻璃展柜里那尊精致的陶俑。而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陶俑,面带笑靥,看着周围的人群。

  这尊陶俑之所以引起讲解员如此激动的情绪,部分原因是它确实承载着这个国家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无论是它头戴的进贤冠,身上的文官袍服,还是它的制作工艺,都足以让人回想起那个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唐代。

  而且非常凑巧的是,这尊陶俑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真正拥有它的主人,刘庭训,乃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经击败过叛服不常的契丹人,又在一场宫廷政变中处决了武则天势焰熏天的男宠张易之。他还成了几年前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大明宫词》主角太平公主的手下,但在最后时刻又背叛了她,转投到她的侄子李隆基麾下。最后,在被后世称为“全盛日”的开元盛世下,度过了他的最后16个年头,以那个时代罕见的72岁高龄寿终正寝。

  拥有这样一位辉煌时代传奇人物的陶俑,自然令人兴奋,但问题在于,它是一件陪葬品,本应该天长地久陪伴在刘庭训的身侧,直到时间的尽头。但这趟没有尽头的旅程,只走了还不到1200年,就被粗暴地打断了。而打断的原因,正如那位讲解员接下来所说的:“我宁可咱们国家暂时不要修陇海铁路,也要把它保存下来!”

  唐代陶俑:大英博物馆里的痛史

  1905年,陇海铁路汴洛段的修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导致这尊陶俑与主人分离的“罪魁祸首”。当洛阳城北邙山脚下的土地被工程机械的隆隆声占领时,成百上千自唐代以来便安睡在地下的古墓,被一时惊醒。不过,当时中国人的眼光,仍然保守地聚焦在那些传统盗墓的对象——金银器和玉器上,而对这些陶俑不置一顾,将其蔑称为“瓦器”弃若敝屣,甚至干脆拿来当成发泄无聊、随意砸坏的破烂垃圾。

  当年轻的古玩商李文光,从他做铁路帮办的父亲李书海那里听说邙山古墓出土一事,并兴致勃勃地赶往工地时,对古墓的破坏性发掘和对这些陶俑的毁坏正达到一个高潮。由于根本无人知晓这些陶俑的价值,所以,李文光很快就在这场掘墓大战中搜获大量陶俑。但当这个年轻人兴致勃勃带着他的战利品,奔赴中国最大的古玩交易场所北京琉璃厂时,得到的却是一片轻蔑的回复。

  即使出于迷信的原因,也几乎没有店家愿意买下这些散发着冥府死亡气息的陪葬品。一些老古董商甚至认为这是假古董。无可奈何的李文光,只好带着他的宝贝直接住进当时由法国人开设的北京饭店,向住在里面的西方人兜售这些来自中国地下的陪葬品——指望这些不相信中国鬼神果报的洋鬼子,能买下这些陶俑。

  来自西方的眼睛,很快就被这些散发着浓郁古老东方异域气息的陶俑吸引,从此,这些唐代陶俑的身价,就在西方炽烈的爱焰下极速升温。当著名的金石古物学家罗振玉,在1916年为他编辑整理的有关古陶俑的图书《古明器图录》撰写序言时,西方人对这些唐代陶俑的猎取,已经到了趋之若鹜的地步:“厂估既得厚偿,既大索之芒洛间,于是丘墓间物遂充斥都市。顾中朝士夫无留意者,海外人士争购焉。”

  罗振玉笔下海外人士的争购,几乎可以说是地毯式的扫荡,到1915年罗振玉为编辑《古明器图录》重访洛阳邙山时,发现“蒿里之藏已垂尽,不复如往者之充斥。”这些唐代陶俑其中的精品,绝大部分已经落入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手中。罗振玉不由叹息道,他书中所搜集的这些陶俑“不及什一”,而“舶载至海外者,视此殆什百千万”。

  那尊使讲解员激动万分的陶俑,正是这一时期流失海外的众多唐代陪葬品之一。它继原主人刘庭训之后的第二位收藏者,乃是大名鼎鼎的东方文物收藏家、伦敦“东方陶瓷学会”的创始人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它是尤氏收集的一套12件唐代陪葬陶俑中的一件。可以确定的是,在1921年前,尤氏就通过人从中国的古董商手里买下了这批陶俑,把它们带回英国。大致在1935年,由于大萧条影响,他不得不变卖自己手中藏品,于是这批陶俑连同其他上千件东方古代陶瓷,一并成为大英博物馆里的永久藏品。

  这就是那位讲解员“心痛”的真正原因。尽管他是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对中国观众讲解这件今天以“唐三彩”蜚声于世的唐代文官俑,但这件文物却不属于中国,它是正在举办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特展中的一件。

  根据策展人、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闫志的介绍,这场展览的目的是展示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其中有8件中国文物。

  当讲解员挥舞着手臂表达自己的“心痛”时,当参观者站在这座虽然地处中国,却无异于大英博物馆飞地的展厅里,隔着防弹玻璃罩凝视着这些在一个世纪前远离故土的中国文物时,心中自然而然会生出一种尴尬的耻辱感,甚至是一种激愤。当讲解员带着激情讲完这尊唐代文官俑的传奇故事之后,参观的人群里发出一个低低的声音:“能不能展出以后把它们留在中国?”

  讲解员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提醒参观者另一件令人感伤的往事:“别忘了还有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它们现在还在美国宾州大学的博物馆里。”

  昭陵六骏:文物出国的典型路径

  在西方博物馆里参观的中国游客,经常能感受到家乡熟悉的气息,几乎世界上每座大博物馆都以藏有中国文物为荣。许多中国教科书上的中国文物珍品,都收藏于西方博物馆。

  如果想要欣赏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翩若惊鸿的妙笔丹青,可以到美国弗利尔与塞克勒美术馆,宋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他的另一幅著名作品《女史箴图》,则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北齐丹青圣手杨子华仅存的传世摹本《北齐校书图》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是中国天龙山石窟海外收藏最集中的地方,天龙山上残肢断臂少头缺身的六朝佛像,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躯体遗失的那部分。

  比起这些“正常”的收藏品,有些在中国人看来稀奇古怪甚至触碰忌讳的文物,也被这些百无禁忌的西方博物馆搜罗拿下。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竟然陈列着一组完整的清初贵族坟墓,从墓门到墓道两旁的石像生,到坟前的石五供,再到被石砖垒起来的宝顶(坟头),一应俱全。如果不是因为它陈列在展厅内部,真会让人以为是误穿到某个中国古代陵园。坟墓的主人,以两次对明朝和后金(清)的背叛而留名史册的名将祖大寿,绝对不会想到他竟然在身死300年后“移民”加拿大。

  一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那尊被置于展厅显要位置的唐代文官俑,这些被藏入西方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它们的存在的确会让参观的中国人感到尴尬莫名。它们的来源,对中国人来说,同样是一块尴尬的旧伤疤,每次揭开都难免引起一阵义愤的痉挛。

  特展讲解员在最后提到的唐太宗昭陵六骏往事,是一个典型事例,它足以揭示这些中国文物入藏西方博物馆里的全过程。宾州大学博物馆里的两尊“来自中国古都西安的高浮雕骏马”,正是唐太宗昭陵神道两旁陈列的六尊石雕骏马中的两尊“飒露紫”和“拳毛”。它们的最先发现者,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畹。那是在1907年,他的学生谢阁兰如此描述老师的惊喜之情:“教授执笔记下了发现浮雕的经过,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的心情。他前往参观昭陵,却在一栋破败的建筑里发现了这些浮雕,它们虽然不是完整无缺,但也大体完好。”

  谢阁兰的记述细致入微,但他没有提到的是,那栋发现昭陵六骏的“破败的建筑”,更准确的说法是一间“破败的茅厕”。沙畹将昭陵六骏从历史的尘埃(或许还有便溺)中拯救出来,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达成,但对西方的古董商人来说,这才是刚刚开始。昭陵六骏仍然存世的消息,通过沙畹的书籍和演讲广为传播,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一位法国古董商人保尔·马龙的耳中。

  1912年,中国正处于政权更迭之时,混乱中很容易让一件东西消失无踪,然后再凭空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因此,马龙把“购买”昭陵六骏的时间定在这一年,可谓深谋远虑。他在北京的代理人古董商葛杨负责承办此事,他决定在1913年5月将昭陵六骏移出昭陵。根据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的考察,这次盗运显然得到当地官方的默许,亲历此事的当地人回忆“有县政府的人”,还有“省上的人”。一共有4辆大车,“是用骡子拉的,一车套四个骡子,硬轱辘车,拿不上的打碎再拿走,能拿上的就没打。”

  尽管有当地官方里应外合,但这次偷运行动并不成功,根据马龙的记述:“在被盗运出来的途中,不幸走漏了风声,盗运者遭到当地村民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毁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1917年被运到西安府博物馆保存。我的这些消息绝对准确……我损失不小。”

  马龙没有得到这六尊宝骏,但是,他的偷运行为让它们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一场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受损严重的六骏石雕中的两尊,也就是“飒露紫”和“拳毛”被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获得,根据他的同事宋联奎在《苏庵杂志》中的记载,张把这两尊石雕放在督署院里当作摆设。1915年,张死后,这两尊石雕落入陕西督军陆建章手中。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陆建章自然要表达他的忠心,没有什么比这两尊曾属于唐代最伟大的君主的骏马更适合作为献给即将登基称帝的领导人的贡品了。于是,这两匹唐太宗座下的宝马就成了袁家的御用摆设。押运二骏石雕的文件上还盖有袁家的印章。在这两匹骏马运抵北京后,它们很快就和另一位大古董商联系在一起,这个人的名字叫卢芹斋。

  仔细考察那些收藏在西方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的经历,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或几个中国人的名字,而卢芹斋可以说是词频最高的一个。这位出身农家的古董商,靠着天生的精明和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暗通关节,成为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文物巨商。卢芹斋毫不掩饰自己“帮忙”西方人猎取本国文物的卓越能力。1927年9月11日,卢芹斋在写给他的朋友——曾从敦煌带走大量壁画和雕塑的考古学家华尔纳的信中,以一种冒险家般惊心动魄的语言,坦承正是自己将“昭陵二骏”从北京卖往美国:“你会吃惊地发现,这封信寄自海参崴,而不是北京,中国现政府因为出售昭陵浮雕骏马的事儿正打算逮捕我。”

  卢芹斋宣称,这两匹马早在1912年就被洋人盗走,后来又落入袁世凯家族手中,后者准备用它们来装饰未来的御花园,而他就是通过一位名叫黄诃舫的中间商,从袁家购得两匹骏马,然后偷运到美国。卢芹斋并不为祖国国宝落入西方人之手有任何愧疚和遗憾,只是为自己突遭通缉令的不公正待遇忿忿不平:“如果从总统手里购买一件东西不合法,那么,谁还有权出售?如果当时合法,现在又不合法,那么,还会有多少古董商和收藏家遭遇相同的窘境?”

  卢芹斋为他的这次冒险获得了12.5万美元的高额回报,而宾州大学博物馆则获得“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最伟大的艺术家”雕刻的、曾被中国最知名的帝王拥有的两匹骏马。除了曾作为宾州大学博物馆助理来华考察的毕安祺,被指有可能参与过二骏的购买之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宾州大学与偷运事件有关,它只是为这两尊来自乱世中国的珍贵文物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价钱、一个足以保证其安全存放的场地,以及一群有专业素养的修复和研究人员。

  如果考察上述被藏入西方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就会发现它们所受到的待遇大同小异——在历经革命、动乱、战火的中国,这些珍贵的国宝,被某些图慕钱财的中国古董商,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给喜爱它们的西方人,放进保存设施良好的欧美艺术馆和博物馆中。它们被迫远离故土确实令人伤感,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比起那些留在国内的同类,它们逃脱了极有可能遭受的风蚀虫咬之祸和兵燹祝融之灾。而且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些文物的来源都是“合法”的,这是西方博物馆最不容质疑的一点。

  因此,1978年10月,美国汉代考察访华团访问陕西西安时,随团的宾州大学教授、年逾八旬的著名汉学家卜德,对陕西省博物馆里昭陵六骏的说明表现出极度不满。因为它提到宾州大学一位叫“毕士博”(即前文提到的毕安祺,毕士博是音译,而且英文原名Bishop误拼成了Pishihpo)的“美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参加盗去”了二骏石雕。老汉学家颤抖着拿出那件早已准备好的、足以证明宾州大学博物馆绝非强盗小偷的关键证据:一张卢芹斋开给宾州大学博物馆的购物发票。

  雪洗“国耻”:让文物回家

  “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里,有167万件中国文物”,这是主张从西方博物馆中索回中国文物的抗议者们,经常会引用的一个据称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用以证明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状况触目惊心。当这一天文数字与1840年以来那些写在教科书上的国耻联系在一起时,一种爱国热忱就炽烈燃烧起来。

  这支爱国火炬在2000年那个初夏被熊熊引燃。香港的英国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火宅之中。根据目击者的描述,一名抗议者闯入拍卖会场,对着台上的拍卖师怒吼:“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

  这些怒吼口号中提到的“祖国的文化遗产”、“贼赃”和“国宝”,指的都是同一样东西:三件据称出自圆明园的青铜兽首。这些兽首乃是乾隆皇帝下令修建,以供游趣的海晏堂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堂前喷泉的喷头。这座喷泉是法国来华传教士蒋友仁监造的,但很快就随着皇帝兴味逐渐寡淡而归于荒废。到咸丰时期,连这座喷泉的铜制水管都被拿去熔铸,化为军饷,以对抗以西洋上帝为圣战号召的太平天国之乱。

  被“爱国热情”点燃的抗议者们最终取得胜利,保利集团出巨资买下这三件出自圆明园的文物,并在一片欢呼颂扬声中将其送回内地。伴随着这场所费不赀的胜利,一场关注西方博物馆里中国文物归属问题的热潮也巨浪涌起。

  2006年3月18日,大英博物馆首次与中方合作,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主题为“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250年之藏品”的展览,尽管大英博物馆的发言人声称这次展览是为了“将完整反映世界文明发展的综合性展览带到中国”,但在展览中没有中国展品这一点,仍然被中国媒体敏感地捕捉到了。

  一家媒体用《大英博物馆馆藏首展北京,避开从中国掠走的文物》为标题报道了此次展览,报道还特意指出,根据大英博物馆提供的年度报告,该馆共保存23579件中国文物藏品,“但它们大多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非法劫掠而来的”。

  11年后,大英博物馆再次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时,又遭遇几乎同样的问题。展览的中方策展人,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闫志在网络上开设互动问答,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被一些关于流失中国文物的问题包围。

  当闫志指出,中国历代的私人藏品,总免不了在改朝换代时遭到另一些私人爱好者的掠夺,而西方殖民时代的博物馆却向公众开放这一事实后,一位网友指责道,“你这是给殖民和侵略洗白,欧洲一样在一千年的战乱中损失了大量的文物和建筑,现在这些都是在19世纪后掠夺而来”,要求闫志“先正三观,再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些提问中,最具有“行动主义”倾向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提问:“我看到他们的博物馆陈列我们的文物,我就想去抢,请问这种心情算犯法吗?”尽管闫志以“法不诛心,思想自由”巧妙作答,但事实上,这一心心念念的“思想”曾经成为过现实。

  2013年4月13日晚上七时半左右,英国剑桥大学享誉世界的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菲茨威廉博物馆发生盗窃案,有18件珍贵的中国古董被盗,其中包括一件明代玉杯和一座乾隆的屏风。5个月后,在警方的联合搜捕行动中,涉嫌这起盗窃案的19人被捕。

  那么,当文章开头那位满腹激情的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讲述了那尊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唐代陶俑的来历后,围绕在玻璃展柜外的那一双双中国参观者的眼睛,有多少是带着好奇、赞叹的目光,又有多少是燃烧着义愤填膺的怒火呢?当一件历尽沧桑、远离故土的中国文物被赋予“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使命时,又当以何种心态去面对它本身所传达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问题的答案,就像历史深处的一颗坏牙,只有不断舔舐它时才能感到痛苦的存在。

  作者: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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