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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进士与民国北京诗词结社的兴衰

澎湃私家历史05-17 09:53 跟贴 15 条

  科举时代,赋诗填词是文人士大夫的必修课,结社雅集颇为流行。虽然1905年科举停废,但士人积习难除,此后数十年间,诗词结社遍布南北。作为最后两科进士中的代表,甲辰科(1904)进士关赓麟和癸卯科(1903)进士郭则沄曾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主持坛坫,成立寒山、稊园、蛰园、冰社、须社、清溪、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吟咏酬唱,产生了广泛影响,实为最后的进士不可忽视的流风余韵。不过,在以新文化主导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没有这些人及其结社活动的位置。实则关赓麟、郭则沄等人的诗词结社活动,既是20世纪前半叶旧体诗词盛衰史和“旧”文人生活史的见证,也是理解科举精英群体在后科举时代精神世界与最终命运的秘钥。

  寒山、稊园相继而起

  民初北京,政党林立、社团繁多,诗社就颇为盛行。寒山、稊园先后成立,关赓麟扮演了主事者的角色。夏孙桐之子夏纬明曾说:“自辛亥以后,京师文坛首有寒山诗社之组成”,樊增祥、易顺鼎“皆为巨擘,主其事者,乃关颖人赓麟也”。社友刘孟纯亦云:“寒山、稊园两社,皆颖人先于蛰园所创者。”作为宣南三社中最先成立者,寒山诗社不仅在京城影响甚大,在全国也是声名远播。其前身为京汉铁路同人会诗钟雅集,立社在1912年冬季,取名寒山则在1913年4月之后,与易顺鼎北来直接相关。

  关赓麟在1913-1914年编辑寒山社集时曾说:“辛、壬之交,未始有社,名流偶集,遂成例会。”随着“偶集”变为“例会”,诗社已具雏形。1912年6月,关赓麟充京汉铁路总办。不久,京汉铁路同人会成立,关氏任会长,会址设于东单牌楼二条胡同。诗钟雅集于是有了固定场所,诗社随后成立。故1913年4月6日已是“诗钟第十六集”,彼时每星期社集一次,则诗社初集当在1912年冬季。所以1914年易顺鼎明言:“寒山社者,起于京师,成于诸子,而余之入社,为稍后焉。社之始也,岁在壬子(1912)。”易顺鼎于1913年正月二十二日北上入京。此后一段时间仍称京汉同人会诗钟,尚无寒山之名,迨当年11月2日则已明确称寒山诗社(《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1、437、460页)。关赓麟后来也说:“辛亥之冬,始集宾客为诗钟之戏,借地京汉同人会,二年未始制名。易实甫来,乃设社,呼以寒山。”

关赓麟编《寒山社诗钟选甲集》(陈宝琛题签),载南江涛选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3册

  寒山诗社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兴盛,既因这是清季京师士大夫风尚的延续,也与彼时社团兴起的时趋有关,更与关赓麟的特殊地位和组织能力密不可分。关赓麟系最后一科进士出身,惊才绝艳,彼时又主掌京汉铁路局,声势烜赫,资源丰富。此外,寒山诗社成立之日,正值民国时局渐定之时,名流纷纷入京,恰为诗社迅速壮大补充了人才。

  截至癸丑(1913)腊月,曾纳社费、赞成社章的正式社友已达86人。在此背景下,“名下士以不入寒山社为耻”,社友人数持续猛增,迨1914年第130次集会时,入社者已多达168人。不过,一份截止于1915年1月10日的《寒山诗钟社姓名住址录》显示,此时社友已降至158人,且其中33人或出京,或已故。而在1915年2月至1917年11月之间,曾经到社之正式社友共计108人。此后时局扰攘,社友减少,可以想见。因此,从社友人数看,1914年当为诗社最盛之年。

  1914年下半年,寒山诗社还先后迎来了两件标志性盛事。其一,10月5日,即中秋后一日,寒山诗社举行百期大会。主事者先期拟定“小启”,邀约社友和特约来宾。当日雅集从早上9点至晚上10点,题目兼备诗钟诸体,会费较平常倍之,由关赓麟、郑沅、罗惇曧、王式通、李景濂、袁嘉谷、袁克文、黄节等26位社友捐赠589种书画玩物,作为名列前茅者之奖品,“一日之集,最称盛举”。其二,百期大会之后,诗坛耆宿樊增祥(樊山)北来入社,“同人欢宴,迭为宾主,谈艺尤进”,群推樊山为主盟,成为寒山诗社发展中又一盛事。1915年春,关赓麟编《寒山社诗钟选乙集》10卷,特将百期大会一日之诗钟独列卷6,同时将樊增祥入社后,与社友欢宴谈艺之作编为卷9,足见此二事在寒山诗社中的重要性。

  然而,诗社之兴衰,既与时局和风气密不可分,也与主事者关赓麟的宦海浮沉直接相关。社集的出版就是明证。《寒山社诗钟选》甲、乙二集,均由关赓麟编辑,分别于1914年和1915年出版发行,而丙集却迟至1919年方才问世。其重要原因,即为1915年6月关赓麟被弹劾而卸任京汉铁路局长。随后寒山诗社不得不从位于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的京汉铁路同人会迁出,先至南城江西会馆,再移西城铁路协会。所谓“社址迁移,人事纠纷”,以致丙集“递迟数年,良非得已”。

  寒山社址移置南城后,稊园诗社于1915年秋同时并起。先是1914年9月,关赓麟“买宅东安门外官豆腐园……取稊米太仓之义”,名之“稊园”,11月迎养乃父关蔚煌于园中。此地靠近京城中心,“群贤觞咏,许为得所”,逐渐成为诗钟雅集的又一场所。迨1915年秋,寒山诗社迁往江西会馆,由于雅集往往至深夜方罢,住在城内的社友颇觉“弗便宵征”,稊园诗社因之特起。后来寒山诗社再迁西城铁路协会,位于东城的稊园诗社,便与之东西“对峙”。由于稊园与寒山皆由关赓麟主事,社友亦多重合,故樊增祥谓“稊园与寒山同源而异流者也……譬诸一家而分爨者,人皆两利而俱存之”,丁传靖称稊园之滥觞,“即寒山之支派”。两社的渊源由此可见。如果说1914年秋稊园落成,为稊园诗社的成立创造了条件,那么1915年6月关赓麟被劾卸任京汉铁路局长,则是寒山诗社被迫迁址,稊园诗社最终告成的现实动因。

樊增祥撰并书《稊园诗钟社二百次大会招客启》,载南江涛选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2册

  鼎足而立的宣南三社

  五年之后的1920年秋,郭则沄在东四二条胡同建成一座园子,因其表字蛰云,故取名蛰园。郭曾炘、则沄父子遂在该园的栖霞阁成立蛰园诗社。

  蛰园诗社不作诗钟,以击钵吟闻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郭则沄有意追寻和恢复闽籍京官击钵吟诗的“传统”,也是对光宣以来京师盛行诗钟风气的反动。清季闽籍京官曾经的击钵吟雅集,给郭则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在民初诗钟盛行之时,稊园诗社、联珠社虽也有击钵吟节目,但只是以诗钟兼击钵吟而已。况且,由“外省人”接续闽人先辈创立且擅长的击钵吟活动,令郭则沄“心窃愧之”。所以,他强烈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蛰园诗社每月一集,频率虽不及寒山、稊园,但主人郭氏家世显赫,父子均系进士,文名籍甚,早为寒山、稊园两社巨擘,加以郭则沄此时位居国务院秘书长之要津,故蛰园诗社一经成立,就声名鹊起,得与老资格的寒山、稊园鼎足而三。这也一定程度折射出1920年代京师诗社风气从诗钟到击钵吟的嬗变。

  诗钟体格大抵分为建除体和赋物体,建除体又称嵌字体,“拈取平仄各一字,分嵌于第一字者,曰凤顶,亦曰一唱”,比如“陆、名一唱”,关赓麟有句云:“陆沉一洒诸人涕,名殉难忘烈士心。”分嵌于第二字者曰“燕颔,亦曰二唱”,此下嵌字递推,直至七唱。诗钟系两句,作者常有意与诗句区别。所以樊增祥曾说:“同人谓作诗钟,以不似诗句为佳。”与此相对,击钵吟则是“赋诗”,具有“命题限韵,斗捷夸多,因难见巧”的特征。命题有景、有人、有物、有事,多涉典故。赋诗为七言绝句,比如“柳敬亭说书”限“讥”韵一题,樊山赋诗曰:“池北谈馀偶见讥,两生行里极歔欷。梅村厚汝渔洋薄,义士屠沽孰是非(渔洋谓其人与屠沽无异)。”郭曾炘诗云:“纵横捭阖此才稀,一别恩门泪满衣。易代休夸吾舌在,茸城悍帅不堪依。”丁传靖诗曰:“宁南座上掉锋机,才出吴陵姓已非。一样绛云楼下妾,春风爱傍柳依依(敬亭与柳如是皆托姓柳)。”相较于游戏色彩更浓的嵌字诗钟,击钵吟更像是七言绝句创作,因题目多含典故,似可寄托更多情感。

  1920年之后,寒山、稊园、蛰园鼎足而立,号为宣南三社,每月数集,京师诗社遂盛况空前。几次整数大会,均编有特集,尤堪注目。1923年重九日,适值稊园200次大会,循例展于9月12日举行。9月1日,樊增祥撰“招客启”,同时丁传靖拟“小启”,特邀两社同人届时赴稊园雅集。1925年初,蛰园迎来第50次大会。随后郭则沄编成《蛰园钵社第五十次大会诗选》,樊增祥、王式通均作序阐扬。

郭则沄编《蛰园击钵吟》(傅增湘题签),载南江涛选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24册

  从会期来看,稊园诗社为两周一集。据樊增祥所拟招客启,1923年寒山诗社已届500次大会,看来寒山诗社每周社集的习惯至此仍在保持。不过,随着时局变迁,社友凋零,1923年之后,寒山诗社难以维持每周一集的高频率,亦改为两周一集。所以直至1927年三月初七日,寒山诗社方迎来600次大会。从亲历者郭曾炘的日记可知,虽然关赓麟斯时仍在竭力主持,但诗社的衰落似已不免。郭氏在为“寒山社六百会”捐助了奖品之后,“初拟不赴”会,但架不住关赓麟“一再电话相邀”,还是勉强一临。只是社友到者仅“二十余人”,“且晚饭后多先散,存者不过十余人而已”,与前此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的诗词社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底定北京。首都易地,北京改名北平,成为故都,不少政府旧人纷纷南下。关赓麟和癸卯科进士靳志就是其中代表。郭曾炘于当年5月12日接靳志南京来信,得知其已任外交部秘书。不久,关霁、关赓麟兄弟亦南下就职。迨7月12日,诗社巨擘宗威因赴东北大学任教,亦将出都,郭曾炘不禁担心蛰园诗社“恐不成局面”。其实,有郭氏父子在,蛰园诗社尚可勉强维持。而寒山、稊园二社,则随着主人关赓麟兄弟的联翩南下,已然岌岌可危。迨宗威出关后,寒山诗社就此关门。从1912年冬至1928年秋,历时16载,“共集会六百数十次”。稊园诗社在1928年9月仍有活动,甲戌(1934)和丙子(1936)新年,稊园诗社和关赓麟在南京成立的清溪诗社仍有联合外课之举,但早已不复旧观。直至抗战爆发后,关赓麟北返,稊园诗社才又接续起来。

  寒山、稊园如此,蛰园亦然。随着政局变迁,吟侣星散,维持诗社颇觉困难。有鉴于此,1928年10月26日第96次社集后,郭曾炘对郭则沄表露心曲,希望“赓续至百集”,就鸣锣收兵。岂料11月郭曾炘溘然长逝,郭则沄哀痛致疾,蛰园诗社遂亦戛然而止。至此,盛极一时的宣南三社就在1928年散局,恰与北洋政府的覆亡相伴,颇耐人寻味。

  不过,宣南三社散局之后,郭则沄与关赓麟等人的诗词结社活动并未消歇。他们随后又在天津和南京做起了坛坫盟主。但好景不长,抗战军兴,靳志、关霁、宗威等人西行入重庆陪都,关赓麟则北返故都,重整稊园。与此同时,郭则沄也在卢沟桥事变后由天津迁回北京,遂又结蛰园律社与瓶花簃词社,关赓麟、陈宗蕃、夏仁虎等为社中中坚。关赓麟的稊园诗社“与蛰园人才互相交错,有列一社者,有二社兼入者”,此时“京师骚坛,不过寥寥此数耳”。1947年1月8日郭则沄溘然长逝,蛰园、瓶花两社“遂同萎谢”。此后关赓麟在梯园诗社之外,“又唱立咫社,专作词。旋将诗词合为一,仍称梯园吟集”。迨1962年春,关赓麟“遽归道山,于是坛坫萧条,词客星散”。可以说,数十年坛坫盟主郭则沄、关赓麟之亡,真不啻旧体诗词社之亡。

  作者: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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