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大国小民 | 他们都有成家生子的机会,但最终都没有抓住

subtitle 大国小民05-16 21:33 跟贴 5358 条
我被红卫兵拦住,三个糙伢子,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还没长开,瘦得跟麻秆似的。 “哪里来的,到李沛街干什么?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一齐质问我。 我说,“老子来买盐的。从来没背过书,背个鬼,背什么语录!”然后我就被抓了。

  《大国小民》第629

  “人间-大国小民”栏目,每周日至周四晚准时更新。

  本文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五十四种孤单》 ,网易人间已获授权,转载请联系出版社。

  编者注

  许多人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是个人修为。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你身上,砸中你。每个人生,都是一段无法预料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陨石击中的一员。 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组用大半年的时间,在湖北、河南采访了七百多位孤寡老人,重点撰写了其中的六十多位,涉及两个省几十个福利院。这些寡居者,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人群。

  故事发生在“文革”和“文革”后期,农村土地承包之前。这个时期,广大农村的显著特点是集体所有制;最大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

  当时还是青壮年的他们,有的原先有家庭,最后因各种变化和突如其来的灾难变成了孤寡人,有的人从青年时期就没有成家。

  这一时期的孤寡老人中,因为政治原因孤寡的占19%,因为经济原因孤寡的占2%,孤寡的大部分原因,是那个时代的偶然和必然事件。

  一次流产,可以让一个女人终生不能怀孕生孩子;放牛,牛抵断了腰,以致残疾,老婆跟了别人;夫妻因为一点小事拌嘴,老婆喝了农药,自己再也找不到女人;一次通奸影响了名声,再也找不到对象。这些都是偶然的小事,但在当时,却成了挡住他们婚姻、挡住血脉延续的巨石。

  我们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他们在时代面前那么渺小,在那个时期,他们都有成家和生子的机会,但是他们最终都没有抓住。

  我是个有案底的人

  口述人:樊孝海,男,1946年生
湖北省咸安区双溪桥镇李沛村人
大半辈子养猪,坐过四年牢,2006年住进横沟桥镇福利院

  我坐过四年牢,是个有案底的人。

  1972年,刚入夏,趁天气好,我到李沛街买散盐。买盐是必须的,三个月去一回,自家炒菜做汤要放盐,生产队煮猪食也要放盐。散称便宜点,比袋装的划算。李沛街是条十字街,有公社、供销社、农资站,还有集市。农历逢五有集市,赶集时很热闹,街边摊摆满了,农副产品都拿来交易。

  那天撞邪了。我走到十字路口,被红卫兵拦住。三个糙伢子,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还没长开,瘦得跟麻秆似的,要不是戴着红袖章,我才不怕呢。

  “哪里来的,到李沛街干什么?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一齐质问我。

  我说,“老子来买盐的。从来没背过书,背个鬼,背什么语录!”见不得那些小鬼,毛没长齐呢,还一拢一伙的,举着红宝书发号施令,我即使会背语录,也不想背给他们听。

  红卫兵本来就是找碴,这下当场扭住我,说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是现行反革命。我又急又气,辩白不过,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吓得心里直打鼓,手脚不敢反抗,就被捆起来抓到公社,在黑屋里关了一夜。

  之后,我稀里糊涂进了“李沛公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待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就是开会学习,吸收和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学习内容主要是“毛选”,还有《人民日报》社论,也有别的解读文章。

  我真不是读书的料,又是背诵“老三篇”,又是谈心得体会。背书心好烦,搞得每天都睡不好觉,三四十人挤在礼堂睡通铺,好多学员说梦话都在背语录。每一段语录,我都觉得很长,总是翻白眼背不全。

  学习期满,终于放我回了家。我一寻思,回去肯定没好果子吃。上十天不见人影,队长不扒了我的皮,说我破坏革命生产,弄不好开我的批斗会。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坐土飞机,都不是闹着玩的。

  不如跑出去讨米,白白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就让他们以为我死在外面了。

  我到处游荡,像一条流浪狗,东家讨点吃的,西家讨点喝的。许多生产队在收割麦子,这季节要饭容易,有煮麦粒,有黑面馍。我学机灵了,向人乞讨时,先背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然后向主人家伸手。也许是看我破衣烂衫,可怜得要命,没人跟我打语录仗,多少都会施舍点吃的。

  流浪了三四天,我又觉得没意思,就想再跑远一点。就去汀泗桥车站,准备扒上汽车,往北到武昌,或往西到蒲圻。哪里露水不养人呢,当叫花子好像也不难。

  没想到一进车站,我就被公安逮住。这个公安也是李沛人,蹲点几天了,正一肚子气,他不知怎么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当天就把我投进咸宁看守所。

  进了看守所,已经是坐牢了。

  我的所有侥幸和妄想全部破灭。

  我蹲进去的号子已有两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高个老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瘦子。他们问我,因为什么问题进去的,我说跟红卫兵打架。我反问,你们怎么进来的?他们苦笑。也是打架,不过是打嘴架,或说打笔仗。

  高个老人是个中医,还是院长,被造反派抓小辫子,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中年瘦子是臭老九,说他贴大字报,“书写反动标语”,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刽子手”。

  我被关了三个月,他们说已查明事实,说我没有开路条,竟敢四处流窜,不仅破坏革命生产,而且污蔑伟大领袖的著作。

  我被判处反革命罪,可我没看到判决书,但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像我这样的小角色,还不够格开公判大会。我的两个狱友应该够格,但我和他们分开了,没能亲见。

  定罪之后,我被送到沙洋监狱劳改。

  在牢里,主要是劳教劳改。牢饭有得吃,当然要干活,还抓政治学习,就是不挣工分。

  我被分在砖瓦厂,一起有几百人。在砖瓦厂四年,我几乎忘了自己是劳改犯,因为除了不挣工分,各方面都不比生产队差。

  每餐吃半斤米的饭,大土钵蒸的,每个组派人轮流去食堂挑,还有菜拌饭下咽。冬瓜、南瓜、黄瓜、丝瓜、萝卜、白菜、豇豆、茄子等时令菜没断过。他们做苦力的每天还有一瓢肉,我这不出力气的每个星期也有一瓢肉。逢年过节还打牙祭,筒子骨汤、猪肉炖粉条、辣椒炒肉,什么都有,一餐吃过瘾。

  住就不多说了。毕竟是坐牢嘛,睡的大通铺,还有狱警拿枪看守,起夜解手,必须先打报告,否则后脑勺一梭子。

  再说政治学习,抓得可真紧。每天雷打不动,学满两个小时。收工回来后,有时夜里,有时白天,专门坐下来,搞思想改造,比公社学习班还认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受到深刻教育,觉得不懂知识真可耻。那本红宝书,我差不多背下来了。

  1976年10月,上面为我平反。沙洋监狱出了一纸文件,让我交到咸宁县委,国家补偿我五百块钱,外加五百斤粮票,之后让我回老家。

  我回到李沛村,拿着县委开的证明,无论见到大人还是伢仔,我都拉着他的手说,“看,我是无罪的,我是冤枉的,上面判错了,完全搞错了!”

  樊队长——还是他在当队长,驳斥道,“哪里搞错了?当初判你是对的,现在为你平反,也是对的,上面永远是对的!”

  因为我坐过牢,所以讨不到老婆。这些年,没人肯为我说媒。看到适龄的女子,我也不敢有任何念想。时间越往后拖,就越没有合适的了。

  我回家时,父母都去世了。老弟结了婚,老三间只够他一家人住,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没别的手艺,找不到正经事做。有时在横沟给人看山林,有时到贺胜茶场炒茶,都是打零工勉强糊口。好在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坐牢之前,在生产队当猪倌。算起来,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最擅长就是养猪。

  进福利院之后,黄院长逢人就夸,谁养猪都没我靠得住。我喜欢养猪,看猪崽哼哼抢食,跟一群伢崽一样。养猪不给我另外发工资。还有人自愿种菜园,天不亮就去浇粪水。院民都是做惯了的,几十年勤扒苦做,一下子也怕闲出病来。

  我在几岁就打猪草,那个年代的小孩都会。十六岁开始挣全工分,算是正式搞养殖。

  那时六畜吃的都是草,家里烧火做饭也要用草,所以柴草不像现在草盛为患,藏得住豺狼虎豹,田埂上、地头旁、旷野里都收拾得很干净,每天想打到一篮猪草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哪有正经读书,放学就挎上竹篮,拿着铲刀满山满岭野,一对眼子就像打猎似的。

  我高小没毕业,便接了老猪倌的班。

  每年为生产队养十几头猪,大概养了十来年吧。那年头任务重,我养的猪基本交给公社了,队上只留一头年猪,年关每户分两三斤肉,欢天喜地过大年。因为有荤腥呀,一个男劳力每天六七工分,遇上年景好,工分单价也就值四分钱,而一斤肉要七角二分钱,挣的工分换口粮都不够,不是过年哪有肉吃?几个管事的落点猪下水,我能多喝一碗心肺汤,那个滋润呀。

  相对来说,喂猪不算重活儿,比犁田耙地轻松得多,我还算是捡了便宜。每天晚上铡猪草,大铡刀明晃晃的,特别在月亮地,看着分外瘆人,跟电影里差不多,敌人用它铡刘胡兰的头,你要一不留神,会被铡断手指。

  猪不光圈养,还要放牧。春夏两季,野草疯长,日头又大,照着舒服,我就把肉猪赶到草甸子去。

  从大集体给公家养猪,到分田到户自家养猪,我养的猪都是吃猪草长大。不像现在吃的是饲料、泔水,我先前养的猪长得慢,从猪崽断奶到生猪出栏,将近一年时间,从来不用什么添加剂,更没听说过瘦肉精。

  到了千禧年,我在黑沟养猪场谋到差事。这里养猪规模很大,生猪五个月养肥出栏。

  那些年生意也红火。一般年成,生猪存栏有一千多头,行情好时达到两千多头,根本就不愁销路,都是军车来直接拖走。因为养猪供给部队,老板娘对外号称特供,逢年过节宰杀几头,一扇扇猪肉拿来送人情。

  那个猪肉呀,城里人不识味,反正我不爱吃——尽管是亲手喂养的。

  那些猪怎么养大的,情况我最清楚。跟我在生产队养猪铡草煮猪食不能比,跟我在福利院养猪喂酒糟和剩菜剩饭也不能比。

  养猪场有几个工种,总共二十多人,分成三班倒,有产房保育的,有催肥防疫的,我负责配料和清粪。清粪脏了点,臭气又重,人要吃得亏。配料比较轻松,也没技术含量,无非卖点力气。一班有三个人配合,把玉米、麦麸、米糠或秕谷等袋装饲料,按照50%、30%、20%的比例,放进机器搅拌均匀,然后一袋袋装好,每天定量一百袋,有时赶工装两百袋。事情干完,就可以坐着玩。

  老板娘人不错,没亏待我们,工资从不拖欠,先是每个月六百元,后来涨到八百元。一直干到六十岁,我进了横沟福利院,当时有两万块存款,至今在这里,我都是最富有的,不过零打碎敲,也花得差不多了。

  进福利院要讲条件的,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我一辈子没成家,也没个后人,才有资格吃五保。我坐牢回来之后,从来没去上访,不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打申请比较顺利,村长帮我申报的,横沟桥镇民政办直接收了。

  在福利院,我过得不错。黄院长说,你养猪靠得住,再奖励你养个人,每年补你六百块。

  于是,我认了瓦片头当干儿子。有个傻孩子陪着过日子,屋里就多个人气,每天为他把屎把尿,算是有点正经事做。有的人笑我,有的人夸我,其实他们都不明白,我养瓦片头是赚了。至少我有个伴,这个伴不是一条狗,也不是一只猫,他是一个孩子,只把我认作亲人。有了瓦片头,我不再像个孤老头子,事实上也有了依靠。我不用对着墙壁说话,还有个人可以偎脚,我们是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说起来也蛮有意思,我们的父子情分是天注定的。

  瓦片头是智障儿,身世很可怜。在他三岁时,亲生父母赶夜路,一齐出车祸死了。原来没那么多监控,肇事司机跑掉了,亲戚只好把他交给国家养。

  我进福利院第二年,就正式认领瓦片头。

  那时他才十多岁,到现在跟了我八年,吃饭仍然不会用筷子,睡觉不会自己盖被子,有时还管不住大小便,屎尿拉在裤裆里。福利院为了防止他走失,从小到大在他脑门上故意蓄一撮毛发,就像半片瓦盖在头顶,走到哪里都好认,怎么跑都丢不了。

  倘若只是有点傻,那还比较好办,可他还有间歇性神经病,不发病时没什么异样,独自闷头玩,连眼神都很温顺,发起病来乱打人,两三条大汉摁不住。一般人不敢靠近,只有我才能安抚,瓦片头只认我,这不是投缘是啥。

  瓦片头有学名,不过从来没人叫,只是用在花名册中。大伙都随我叫他阿福,我希望他傻人有傻福。我现在跟他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了。

  阿福听力没问题,我说什么他都听得懂,就是不会说话,只会模模糊糊喊声“爸”。这个字儿是我教会的,这么多年也只教会这一句,阿福尿床了,他会叫“爸”,让我给他换洗。阿福做噩梦受到惊吓了,他会坐起来叫“爸”,要我陪他一头睡。阿福在外面看到新鲜事了,他会奔回来叫“爸”,拉我一起去看新鲜,原来是喜鹊在梧桐树上做窝了,或是黄院长的黑子撵到野兔了。

  我就是喜欢听阿福喊声“爸”。黄土快埋到我的脖子了,洗白自己是不可能啦。只等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好歹有个人给我端灵牌。

  再过几天,阿福满二十岁,就是个大人了。我打算给他剃掉瓦片头,留一个平顶板寸,这样好看些,跟正常人一样,像个说得上媳妇的小伙子。

  我已经七十岁了,这辈子连女人手都没摸过。老都老了,白捡一个儿子,我也该知足了。

  一辈子只放过一个坏炮的炮手

  口述人:胡光义,男,1938年生
麻城市鼓楼办事处小河头村人
做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工程炮手工作,2004年进福利院

  放炮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危险活。1958年,我20岁,被小队抽去修三河水库,跟着一个姓胡的技术员学放炮的技术。跟着他学了一年多,我就能够一人独自完成放炮的任务了。从这以后,我在水库一直干着放炮和安全管理工作。

  放炮的首要任务是埋炮。炮放得好不好,先要看埋得好不好,药量够不够。我做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埋炮手,所负责的工地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事故。

  其他连队有出过安全事故的,有炸断手脚的,有炸死人的,炸得血肉横飞,连个尸体都不全,家属跑到水库来要人来哭闹。也有把人家房子砸塌了的,砸伤人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

  工地上放石炮要比放土炮难很多,技术要过硬,而且得有经验。石炮是炸石头的,比如要打3米深的炮眼子,就要灌1米深的炸药,同时要放入最低2.5米的引线,然后洞口塞上纸或者草,有时候还填沙子到里面,一个这样的炮可以炸4立方米的石头。石头可以炸飞50米以外,我们要跑出100米远,才比较安全。但是这样一来一去,工作效率很低。于是,我们在石头巢里建一个专门的防空洞,也是用炮炸开的,可以容纳六个人,点燃引线以后,点炮员就迅速跑到防空洞里,把门关上,捂上耳朵。

  我每天吃完早饭后,就去仓库领一天用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线。然后把引线按照自己需要的尺寸剪成段,把炸药包成小包,用于前期的放炮工作。

  在水库,一般情况下升绿旗是预备放炮,升红旗是工地点火放炮的信号,升黄旗是工地进行施工。工地一天放两次炮,一般是中午十二点,工人们散工去吃饭,我们才放炮,再就是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工人们都收工后,才放炮,要保证所有工地人员的安全,确保万无一失。

  1974年冬月,我又去修碧绿河水库,修了三年。我在工地还是负责安全和放炮的工作。

  在碧绿河水库,升绿旗是散工的信号,升红旗是点炮的信号。

  有一次情况非常险峻。工地升了绿旗,刚刚散工,一万多民工正在陆陆续续地离开工地,所有民工离开工地到安全区域要十五至二十分钟。可是有一个兵团连长,他是复员军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看见升了绿旗就让人点火。工地当天打了34个炮眼,他带着一个人,一会儿工夫,把34个炮眼全点着了。我过去一看,顿时惊呆了,也吓懵了。还有上万人没有走出危险区,怎么办?

  我当机立断,用脚一个一个地去踩熄引线。我怕引线没有踩熄火,又燃着了,就把引线在手上挽两圈,把导火引线扯出来。我当时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几秒钟扯一个,一边踩熄火线,一边扯,扯一根引线用几秒钟,然后一边跑一边往下扯。一个引线和另外一个引线之间隔了几米,我在十五分钟内,把34根导火引线,全部扯完,没有造成一个人伤亡。当时,我也顾不得喊人,就凭着一股子劲把这事干完了。等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看见工地里面还有很多人没有走出来。这才意识到衣服后背全部都湿了,人也累瘫在地上。

  当天我就去向水库工程指挥部反映情况,因为这事关系着上万人的性命。第二天,领导了解情况后开会表扬了我,还给我发奖品,一个搪瓷饭缸,一顶草帽,一条毛巾和一张大大的奖状。

  我这一辈子放炮从没有出过事故,可是我过的日子,就像是放了一个坏炮,躲都躲不过,把自己炸得血肉模糊,浑身都是看不见的伤口。

  我在水利工程当炮手,村子里小队每年给我3600个工分,补助我一天半斤粮食,一年720斤谷。工地还补助我们8块钱一个月。日子比那些单纯在村子里种地的人强,随后就有几个熟人给我做媒。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死了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亲身体不好,我是姐姐照顾大的。

  我一直到28岁才结婚,在工地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回家。我第一个媳妇叫袁继香,婚后我们感情很好。她长得圆圆的脸,见人很害羞。结婚不久,她就怀孕了。我很少在家,每月把发的8块钱托人带给她。那年我在修大旗山水库,她生孩子的时候,我还是请假回家了。

  她遇上了难产,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那天傍晚,她生孩子的时候,羊水破了,孩子没出来。我急急忙忙跑出去请外村的接生婆,等了很长时间接生婆才来,我媳妇疼得在床上打滚,丈母娘在旁边不停地给她擦汗,不停地安抚她。

  接生婆接了半个多小时,孩子还是下不来,后来又折腾了一段时间,我媳妇疼得晕过去,又把她弄醒了,孩子终于生出来了,可是已经没有了呼吸。我一看是个男孩,很难过。媳妇哭得非常伤心,我一边劝她,一边偷偷抹眼泪。

  过了三天,她产后大出血,也去世了。她当时只有27岁,是我亲手挖土把她埋下去的。我在她的坟地边默默地哭了一场,陪在坟边呆坐了几个小时,就返回了工地。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袁继香,整整十年,我都没有再找女人。

  就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我38岁的时候,三河兵团的团长和营长看我一个人太孤单,就主动做媒介绍我到三河的夏长菊家。当时她有两个儿子,都不大。大儿子12岁,小儿子才5岁。我也想忘了以前的事情,就到她家倒插门。起初,她对我还好,我也把每月在工地挣的工资给她一大半。我们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胡刚辉。

  后来田地承包到户,我从水利工地回来,在队里搞生产。谁知道我儿子3岁的时候,被我亲手兑的农药毒死了。

  当时我去田畈给庄稼打完农药,还剩下小半壶药水放在门外,可是我媳妇不知怎么就拿进屋子里来。两个孩子在家玩,我和她两人又在田里忙,都不在家。儿子和女儿把农药当酒喝着玩,儿子不懂事喝了一大口,当时就口吐白沫,晕过去了。我从田里赶回来,抱着他心急火燎地赶往卫生院,在卫生院打了一针之后,医生让我们赶快搭车往县医院送。送到县医院紧急抢救,但是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女儿只喝了一小口,还吐了一些在地上,救过来了。

  儿子死了之后,我埋怨老婆,她埋怨我,我们互相怨恨,关系越来越糟糕。

  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后来我在三河小街开了个小店,卖水果副食和日杂农产品等。那时候,农民捉到活鱼、乌龟和泥鳅,都送到我那里去,我帮他们卖,从中可以赚一笔。我每隔两三天要搭车到县城进货,就让夏长菊守摊子,结果她把货卖了,钱却不交给我。我说要进货,她也不拿出钱来。我接触的顾客多,免不了和女人有接触,后来她就怀疑我外面有人,回到家就跟我没完没了地吵架。

  我手里有了点钱之后,她就提出来要做房子。我想着她的两个儿子大了,土坯房也漏雨,就答应了。我做了一个大排四的瓦房,屋顶还加了明瓦,房子建得又大又明亮。钱大部分都是我的。我为了盖房子,做生意的钱用了一大半。后来我没钱进货,干脆就把生意停了。心想这下子她该满意了吧?但是她脾气不好,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顺着她,她又生事和我吵。我家姑娘长到十一岁的时候,我和夏长菊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1989年,我得了伤寒病,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她儿子倒一杯水给我喝,夏长菊训斥他,说不该给我水喝。她连开水都不给我喝,我就彻底死心了,带着铺盖和几件衣服,离开了夏长菊家。我本来想把女儿带走,可是她把女儿提前送到别人家藏起来了。我到处找了一圈没有见到,孤零零一个人搬回了老家。

  我搬到了小河头村,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住着,种了一亩田,二亩地。一年可以收一千多斤谷,三百多斤麦子。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就到地里,田里去转转,找点活干,虽然有时候也没有多少活可干。我种了一大块菜地,春天的白菜长得水灵灵,夏天的豇豆挂满了架子、茄子也长得油光发亮。我还种了一块地的西瓜,能卖几百块钱,贴补烟钱。秋天的花生长得好饱满,芝麻也收几麻袋,乌黑油亮的,总能卖个好价钱。

  我实在闲得慌,晚上就往我哥哥家跑,到他家去聊天或者看电视,总是聊到很晚回来。时间长了,嫂子不欢迎我,我就买了个黑白电视机,晚上看到很晚才睡觉。我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念女儿。女儿后来想我,也回来住了几天,但她还是跟夏长菊走了。中间有很多年,我们没有来往。

  村里的干部看我一人太孤单,就替我申请了福利院。在福利院里住着,逢年过节,院里的老人都有亲戚朋友来探望,我很难过。

  直到女儿出嫁生了孩子,我才得到她的消息,我跑去买了一辆童车、一些小孩的衣服和几斤肉、鸡蛋去看她。

  她看见我去了很激动,喊了一声“爸”,我的眼眶立刻湿了。

  题图及插图:《五百米八百米》剧照;《枫》剧照

  点击阅读全部文章:大国小民,写老百姓自己的事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大国小民”栏目,可致信:thelivings@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作者:普玄等

热门跟贴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