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无人机:被黑飞击落的“天外来客”?

36氪 36氪 04-21 11:26

  消费级无人机2017年即将进入新一轮的用户增长期。这个看上去像是科幻剧中的“天外来客”的产品,给拍摄者和使用者拓新了看世界维度,为他们带来了难得的自由。然而,由于用户教育缺失、相应规制空白,这一危险的自由,也正在成为这一行业发展意想不到的新瓶颈。

  “如果明天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飞无人机。你会选择哪里?”

  徐骏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他抿住嘴唇,盯着飞起来的机器——大疆 “悟”,此时高度指示仪写着:41米。在空旷的蓝天里,无人机已经缩到一个黄豆大小,不经指示很难认出。而地面也同样空旷:远处是一座山包的一角,近处熟黄的芦苇随风飘荡,旁边是一栋被扒掉一半的旧青砖房,除此之外就空无一物。若不是远处隐约传来的游人笑声,让人很难相信,这地方竟然离上海欢乐谷近在咫尺。

  不过,在徐骏手持的屏幕上,无人机展现了另一个世界:远处平凡无奇的小山包,从俯视的高度看下去,才会发现它是佘山的一角。西部数个层层嵌套的椭圆圆环,是一个巨大的闲置跑马场。而彩色的帐篷尖顶背后,则是色彩缤纷的游乐设施和的过山车。而更远处,月湖倒映阳光和山脉,显出波光粼粼的水色来。

  这是徐骏眼中的两块 “ 上海近郊最后的无人机航拍宝地 ” 之一(另一块,则是无人机训练基地)。在杭州“笕桥机场事件”之前,这样的飞行地还有很多。但现在这样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 —— 许多从前允许飞行的地区,现在刚一拿出无人机,就会被保安或警察拦下,或者没收。

  他几乎不跟其他人提起这块场地。要抵达这里,要绕上几段小路,穿一扇虚掩的铁门,走到几块废弃的工地背面。

  但如果这最后的地方也消失了呢?

  等到飞机飞到高处悬停之后,徐骏转过头,说:“我会飞一次外滩。”

  他以前从不飞外滩,圈里的老飞手都知道,那里是限飞区。

  当徐骏刚刚接触无人机的时候,天空还比现在包容的多。

  他见到的第一架无人机是大疆 “ 精灵4 ” 。它不同于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飞行器:它没有巨大的翅膀,却有四对小小的旋翼。在旋翼的中间,白色带弧度的塑料包着飞控部件和云台。从上往下俯视,像一个会飞的“ X ”。他的反应是:这是个地地道道的 “ 天外来客 ” 。

  “ 这能飞起来吗?” 他产生了疑问。

  这个生于郑州的男人,对于“飞行”有自己的理解: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国企,在上海从事房地产销售。两年下来,他成功地从一个羞涩的通信系男生,成了一个在上海有房,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同时也疲惫不堪的营销经理。就在他陷入职业迷茫期的时候,他的一位出身航空世家的同学从英国学习空管归来,激发了他想学飞行的念头。2015年,他决定去圆自己的飞行梦,经过一年的飞行理论学习,严格的操作磨炼,最终成功地拿到了直升机驾驶资格。

  就在上海和三亚往返进行直升机培训的时候,他接触到了无人机,在家里试了几次并不顺利,加之对天空非常熟悉。他曾一度打消玩无人机的念头。直到有一天,在三亚的一栋公寓楼顶上,他决定用无人机,试着拍另一栋楼天台的屋顶花园。效果出乎他的意料:无人机不仅能够拍摄全景,甚至可以代替他的眼睛,去拍摄下花园里的一草一木,甚至包括花园墙壁的纹理细节。在此之后,他大起胆子,把无人机放得更远:从屋顶花园到海边住宅,再到港口和渔船。他最远的一次尝试,是把无人机飞到离岛上拍摄灯塔,只是由于电池电量,最终未能成行。

  他发现了无人机比直升机更具优势的地方:它可以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拍摄你想要的任何角度。“(第一人称视角)跟直升机的感觉很相似,但是要自由得多。” 无人机没有航线限制,没有规定动作,它是人体的手和眼的延伸,却又能像海鸥翅膀一样自由飞行。对于飞行的热爱,和对于未来商业价值的看好,让徐骏最后除了直升机驾驶员以外,又成为了一名商用无人机学员。

  徐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2016年加入无人机爱好者队伍的人。这一年被称之为消费级无人机无人机“元年”。这一年,世界范围内的消费级无人机销量增长到了430万台,增速为167.71%。

  为什么喜欢玩消费级无人机?每个人的答案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类似的:它给了人以新的高度。尤其是对第一次飞行的人来而言。作为徐骏的老师,无人机创业者、飞行教练崔宇接触了许多这样的学员:在第一次飞行的时候,有些人兴奋,有些人狂喜,有些人甚至会喊叫。大多数人刚会飞后的一个标准动作,就是要求他帮他们解除高度限制(120米),然后摁着操纵键不撒手地把飞机升到最高处(500米)。一个二十年前学设计的设计师看着屏幕跟他激动地说:“(这个俯视视角)我上学时候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你们现在这么简单就实现了。”

  不过,作为上海最早一批接触无人机的创业者之一,他仍然还保持着对过去的记忆:仅仅五年以前,无人机圈仍然是一个更加专业和封闭的圈子,大多数的无人机爱好者都来自于航模、机械或者手工的制作者范围内。在那个时代,“购买”组装好的无人机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航模店(有时需要通过海外邮购)购买各种零件,自行剪裁,拼装,按照飞机的大小和复杂程度,组装过程可能从一个星期到一个月。但真正的难关是飞行前的测试:调节杆度,调高,测试组件的契合程度。每一次飞行要求绝对精密,这使得这个过程会非常之长,为了五分钟的飞行,一架组装的无人机即使是飞行老手,也至少需要调整两到三天。而新手如果要学习这一过程,必须经过老手的传帮带。否则几乎不可能实现独立飞行。

  现在。2009年,时任《都市快报》的记者韩丹把浙江第一架无人机装上了相机,完成了首次围绕钱塘江的航拍,这也是浙江省内第一次成功得的航拍,他因此获得了报纸奖项。但很少人知道:这架飞机拍摄没几次就掉进了江水里,与飞机一起掉进江水的还有他在飞机上投入的五万块钱。在他获奖后,许多人登门造访希望学习技术,但真正学会的却寥寥无几。

  2012年,一些无人机厂商开始注意到消费级无人机,尤其是航拍消费级无人机的巨大市场。这一年,大疆领先地发行了第一代无人机飞控 “ 悟空 ” ,这一个小小的组件解决了控制的问题:此前飞手必须全神贯注的关注飞行中的无人机,如果重心过高或过低,飞机就会失去平衡,从空中坠落。但飞控出现之后出现之后,即便放手操作,它也能够完成空中悬停。很快,大疆推出了消费级无人机的第一款产品“精灵1”,这是一款不需要拼装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无人机,但仍需要操作者手工安装运动相机。此后,大疆保持了不断地迭代,“精灵2”之后,系统云台和运动相机也被整合进系统中,并且大疆通过降低成本,使其价格大大降低。

  2015年,随着大疆 “ 精灵3 ” 的推出和资本的追捧,无人机的热度再次出现了新高。对于崔宇来说,这一直接造成的影响是:无人机圈子开始扩大了。据他回忆,在“精灵3”推出之前,无人机圈子仍然以航模圈爱好者和商业航拍工作从业者为主,人数并不多。两个飞无人机的人即使互不认识,彼此聊上几句话,就能找到许多共同认识的人。而对于什么地方能飞,什么地方不能飞,彼此都有心照不宣的规矩 。

  但在2015年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圈子里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其中,摄影记者是第一批意识到无人机优势的人,他们又带动了更多的纯粹摄影爱好者购买无人机。比起传统的航模圈出身的人,他们不那么关注飞行的距离、高度或者动作,而更多关注无人机带来的新的摄影可能性。而另外,则是无人机变得更加时尚。在精灵 3 推出之后,一些非飞行圈的朋友就开始找崔宇购买无人机,用来给客户送礼。而当 2016 年大疆 Mavic 和零度智控的Dobby自拍无人机推出之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当年的无人机航拍记者韩丹,此时已经已经成为了杭州大疆的总代理,在 Mavic 推出之后不久,有一个顾客买了 4 架 Mavic,目的也是送礼。

  崔宇印象的背后,是在 2015 年,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重新洗牌。尽管媒介热度不断提高,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竞争却日益激烈。几乎每一个无人机厂家都在发布会上向消费者许诺,降低使用门槛,提供增加自动返航、自动避障等贴心的功能。其目的非常明确:将无人机撇掉极客产品的烙印,将它融入中国新生中产阶级的消费升级需求。在营销上,则是不断的突出无人机的用户友好特性:在一片美景中,无人机从俊男美女的手掌上或身边起飞,拍下周围的美好瞬间,这样的宣传片逐渐成为大多数无人机厂商的标配。

  此前通过不断地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获得消费级无人机霸主地位的大疆同样敏锐的把握了这一趋势。Mavic 正是这一理念变化的产品,它不仅出现在了科技网站的评测中,还出现在时尚杂志上。大疆创新副总裁潘农菲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跟我说,你们这些搞技术的人就是抓不住用户的刚需,用户的刚需就是装 X ,所以我定义无人机是新一代的装X利器。”

  从销售数字看,这一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事有两面:看似轻松入门的学习过程和时尚感的品牌诉求,引起了人们对飞行的渴望,同样滋生出了轻视与危险。

  许多人认识无人机是从这样一个视频开始的:2014年,汪峰利用无人机向章子怡求婚: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下面挂着一个吊篮,汪峰从吊篮取出戒指,给章子怡戴上。无人机 —— 尽管那时一些视频解说词还把它叫做小型白色航模 —— 随着汪峰的婚礼一起上了头条。

  崔宇是后来才听到这个故事,他没有感到浪漫,而是危险:在那张被传播无数次的求婚照片上,无人机的叶片毫无保护,距离汪峰的手臂只有不到半米。另外,无人机在狭小的屋里飞行,地面的光源和纹理会干扰无人机的判断,它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是野外的数倍 —— 在许多没有专业飞手指导的婚礼上,新郎见到戒指飞过来,一拽绳子,无人机失去平衡,高速旋转的锋利叶片割到人的脸上。崔宇见识过这样的例子“直接把人毁了容。”

  崔宇现在是一名飞手教练,他对新手讲解最多的是无人机“不是一个玩具”看似无害的叶片,当飞机因为各种原因从空中坠落时 —— 行话叫做“炸机” —— 高速旋转的叶片不仅意味着损失无人机,也意味着伤人的风险。

  陈章可能是圈内最了解“炸机”的人。他建立的“ sb-dji ” 无人机炸机资讯网中,陈列了上千次无人机“炸机”的图片,堪称一个“炸机”博物馆。白天,陈章是某女性化妆品的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下班之后 —— 当他以 “ sb-dji ”网站站长的名义出现的时候 —— 他是无人机飞行者里的怒汉。早期,他的愤怒点更多来自于飞控软件的设计缺陷,但现在更多的来自于不断涌入的新人对于无人机飞行的误解。

  2014年,在大疆精灵 3 推出后不久,陈章有一次和飞友出去活动,看到一架精灵低空飞过广场,离飞行器不远的地方,一群老人在跳广场舞。“基本是在人头上飞。”陈章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觉得他们都疯了。” 无人机选择的飞行区域有基本的规矩:必须在远离城市的野外,没有树木,远离人群,也没有可能潜藏的,大型的电磁干扰源。即便没有禁飞区,无人机也不适合在城市中飞行:无人机的 GPS 信号在楼宇中时常会被遮挡,而大楼里透出的大功率 Wifi 信号会让图传丢失,在城市中还会存在电线,窗架,屋檐等各种各样的干扰物。更何况下面时常有人。 “ 1.5 公斤的重量从 24 米的高度砸下来,基本上等于一块板砖,哪怕再强壮的人,挨一下也肯定昏厥过去。” 同样,在屋子里的飞行也是危险的。

  在航模圈时代,这些常识是刚入行的飞行新手要学习的基本部分。然而,现在飞行者的队伍扩大到了以前的几十倍,获取方式也从线下店变为淘宝和他人赠送,原有的教育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当下的需求。更不用说,广告中无人机便捷性、智能化的强调让很多人高估了自己对无人机的驾驭能力 —— 陈章估计,85% 以上的用户甚至不看说明书,对于付费的上门培训和安全保险更是缺乏兴趣。

  陈章对此非常担忧,他不仅建了QQ群,还专门在网站开辟了一个醒目的位置:新手科普。他按年份整理触目惊心的炸机案例,用红字标出“最强比惨王”以提醒新手可能发生的危险。

  但他仍然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 我们在外面玩飞机,有大人就会带着小孩子过来。大人指着无人机逗孩子 ’叔叔这个好不好玩,我给你买一个好不好?’ 连老奶奶也在问:这个玩具多少钱?便宜的话给我孙子也买一个。我当时就想:如果无人机像外国香烟上贴一个标识,告诉他这会把小孩子的’鸡鸡’打掉的话,他们就会马上打消这个念头。”

  除了炸机以外,最让老手恐惧的危险是“黑飞”。表面意思是指没有飞行执照的飞行者,更深的意思是指贪图个人刺激,或其他原因越轨飞行,尤其通过技术手段,在无人机设立的禁飞区内飞行的人。

  禁飞区随时调整,包括机场、军事设施和一些政治敏感区域,在北京还包括四到六环。如果是大疆无人机或是其他主流品牌的无人机,进入禁飞区后会停止飞行,或是缓缓降落。但破解方式相应而生:将飞行器的GPS定位安装特定的破解模块,即可将其定位“设置”在太平洋中某处。这样可以使禁飞设置不攻自破。在严打无人机黑飞之前,可以以数千元的价格在代理点附近购买到这样的破解模块,甚至在“闲鱼”上搜索“二手无人机 不限飞” 或由杂牌厂商生产的山寨无人机。

  在禁飞区内部飞行的人员心态各异,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需要。还有一部分,则是纯粹为了追求摄影。一个匿名的飞友这样跟我形容破解的心情 “ 我走在破解完回来的路上,一直忐忑不安,我要不要花钱破解干这件事?我破解就意味着违反规定。我要不要这么干,还是说遵纪守法?我心里面在斗争。破解这事就像干过坏事,骂过人一样。你知道这事不好的,但你由不得自己。” 他承认在四环边飞过一两次,但他也看到过群里出现过二环内甚至CBD的航拍图片。

  大群的群主们管理非常小心,在大型的飞友群中,破解已经很少出现。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这是因为“黑飞”减少,还是“黑飞”更换了别的交流方式。2016年,上海曾经出现一次无人机追拍战斗机的事件。一个高中生知道了这一信息,加了陈章的群,在群里面询问:“这种飞机在哪里卖?我到哪个机场去追飞机?” 陈章直接把这个高中生踢出了群,但他内心仍然觉得不安。

  许多群主都有类似的焦虑:“你把他赶出去了,结果就是,你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

无人机跟踪航班示意图,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跟踪是极其危险的,会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

  陈章的预感不久就应验了,1月15日,“ 笕桥机场黑飞事件 ” 爆发了。这次事件始于一段群里传播的短视频:无人机拍摄到了一架正在杭州笕桥机场降落的民航客机。在短视频发出之后,飞行群里许多人痛骂“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并且尽力控制视频的传播。但为时已晚:当天,视频就被传到了微博上,引发轩然大波。

  陈章也看到了视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反复看了视频多遍,最终得出结论:这部视频是经过了剪辑。第二天。警方宣布逮捕了肇事者,陈章心里一个念头闪过:国家可能要严管了。不出所料,更糟的消息接踵而至: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四川绵阳机场、深圳机场、昆明长水机场等地陆续发生无人机靠近民航客机事件。媒体对无人机的报道重心,也从创业风口,科技前沿一下变成了危害民航安全。

  在 “ 笕桥机场黑飞事件 ” 后,大疆立即发布了《DJI大疆创新关于飞行安全的声明》,并在无人机固件里扩大了飞机跑道两端的禁飞区。但真正放大的并非禁飞区,而是舆论对无人机的担忧。

  陈章为了飞行无人机,把工作地由二环改到了六环外(六环内属于禁飞区)。然而,在事件发生之后,他感到公众场所对于无人机的管控明显变严了。在一些大的地点例如购物中心,不仅不让飞,甚至提着无人机走过也会引起保安的警惕。过年的时候,有个亲戚担心地问他:“你飞这个这不是要犯什么事吧?”

  一个月后,两会实行了空前严格的空管条例,把无人机飞行的禁区从六环扩大到了以天安门为中心的 200 公里范围,这已经不仅包括北京,甚至也包含了部分河北的辖区。北京一些无人机所有者声称:他们陆续接到了派出所片警的上门通知,要求他们把无人机逐一登记,片警和颜悦色,但态度坚决。有人刚把飞机在屋里打开,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让他不要起飞。无人机爱好者,北京无人机俱乐部创始人郭飞洲则向记者转述一个传闻:一个北京的无人机爱好者两会禁飞而选择出省,但途径东部某省时,无人机像其他危险物品一样,在收费站处被扣了下来。

  在两会后,无人机内置系统解封了六环外的区域,但郭飞洲和他的北京无人机俱乐部一个月内再没有举办过活动,对于无人机的担忧是 “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到底合不合法?” 俱乐部新年以来没有几个新成员加入。反而有人把家里的无人机藏了起来,放进了柜子。

  一个西安的飞友谈及飞行时,把无人机与猎枪作比。“ 在 80 年代,运动气枪都可以放在商店里卖。结果前两天公园里摆(射击)摊的老太太都被抓了,谁能保证无人机不是下一个气枪呢?”

  坏消息似乎永无休止:2月5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连续发生多起无人机非法飞行事件,最近的仅为50米;2月17日、26日青岛机场连续发生无人机影响机场飞行事件;4月6日,哈尔滨一男子机枪外飞行无人机被拘留;4月17日,成都空域受到无人机干扰,11架进港航班备降重庆。(尽管它并非无人机爱好者使用的多旋翼飞机)

  它似乎真的离“气枪”越来越近。

  似乎一夜之间,无人机爱好者感到了来自天空的寒意。但比寒冷更糟糕的是:他们设想的合法的天空,似乎一直模模糊糊。

  在 SB-DJI 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对于大疆无人机所应遵守空域管理法规的常见误解》,其中分析了如何才能够进行合法飞行。其中,完全合法飞行必须要满足申请空域和驾驶证和机型三项条件。然而,几乎所有人在第一项 —— 申请空域方面,陷入了障碍。

  这是一项十分严密的空域申请规则,作为普通人的无人机飞行者几乎难以达成,其基本问题是: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为无人机申请空域,甚至不知道由谁来主管这一部门。

  韩丹曾经从事过专业的航拍工作,他透露:由于目前除民航航线以外,空域基本由空军进行管理,而航拍申请空域一般则由国企及相关政府部门提出申请。普通个人要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空域审批非常困难。2016年3月4日,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曾批准的无人机云系统U-Cloud 以解决空域审批问题。但记者在使用中发现,这一系统尽管推出一年,但实际还远未完善。例如,其允许申请的空域,甚至不包括整个华东范围的东部战区空域。

  即便获得了合法空域,也仅仅是其中一步。在《对于大疆无人机所应遵守空域管理法规的常见误解》中罗列了一个普通人要完全合法飞行所要做的手续:“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登记,提交飞行、维修人员的资质,无人机的相关证照(国籍登记证、特许飞行证等),与起降机场签订保障协议,或者自建临时起降点/机场(通信、导航、监视、气象、航行情报系统,飞行程序等统统要评审),拿到登记证书。”

  在这规定中的另外一条:“ 资质证书 ” 目前较为模糊。目前关于无人机有三种证书,其中AOPA 的培训证书价格最高,在一般人心中等同于无人机执照。但中国AOPA执行秘书长柯玉宝曾在一次采访中坦承“中国AOPA不是公务员单位,颁发的只是训练合格证,不是执照。”,“中国AOPA类似于车管所,但不是政府职能部门。” 大疆的培训主要针对专门领域如农业、电力巡线的无人机使用者;ASFC 体育局负责航模培训。目前,并没有一个官方机构可以对无人机颁发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执照。

  无人机的管理部门也遭遇了这样 “ 三足鼎立 ” 的情况:传统意义上,空军负责空域管理,民航负责民航机场及航线沿线,公安负责地面的违法行为处理。但真正在操作中,三个部门彼此重叠却又具有局限性:空军主要精力需要训练,无暇处理如此之多的民用小型航空器,民航部门无法处理航线以外的民用空域,而公安则缺乏管理飞行器的设备和经验。尽管近年出台了多项关于无人机的管理规定及办法,但部门管理权责交叉,缺乏监管手段,使得这些管理办法最终往往无法执行。

  最终,绝大多数生活在地面上的人仍需要与公安打交道。在“笕桥机场黑飞事件”的第二天(1月16日),公安部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提出,违反国家规定,在低空飞行无人机、动力伞、三角翼等将被处以五日至十五日左右的拘留,但真正管理起来并不容易:有人在自己屋里飞,到天台上起飞,或是人机分开,人在一地,飞机在另一地。拍照后人先走,飞机飞高。当警察接到举报赶到时,往往人已经打车离开,而飞机则不知所踪。

  同时作为无人机代理商和记者的韩丹,能够理解政府的纠结:一方面,是无人机风险的不可控,它不仅可能干扰飞机,拍摄机密,甚至“我弄个传单,带到空中一洒,再简单一点,用一袋面粉就能把人吓死,谁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是什么化学品?”但另外一方面,却是在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困境:在大多数人通过微信群或社交媒体联系的情况下,管理部门失去了所有无人机飞行者的渠道,也无法为无人机用户提供更深度的解读。“连发公告都找不到人在哪里。”

  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作为消费级无人机的主要提供者,大疆、零度及其他几家国产无人机大厂被迫承担起了保证公共安全的任务。大疆在黑飞事件后加大了安全禁飞区,并且许诺对破解漏洞进行弥补。零度及其他厂商则推出距离更近,重量更轻且只能在一定距离内飞行的自拍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可能的安全风险,而但在后续采访中,多数飞行爱好者对由企业进行牵头规范表示悲观。理由是:作为无人机厂商,过分扩大无人机的安全性,就是在削弱它的产品体验。

  这是一个看似无解的牌局:政府需要更多的安全,厂家需要卖出更多的无人机,航拍爱好者希望更多的飞行自由,目前看来,三方互不相让,执照和法律空缺则卡住了每一个妥协的空间。只有一种受益者:地下流通的山寨无人机,或是早期流传的大疆破解版。这两种无人机没有禁飞区设置,但也没有明令禁止流通,因而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 —— 不过,由于缺乏执法标准,这些无人机在禁区内飞行造成的后果,却会由所有的无人机爱好者来承担。

  多数无人机爱好者对这些困境一筹莫展,但他们仍不想放弃。 “ 要是全禁了,索性就黑飞了。” 不止一个无人机爱好者对记者说。

  但大部分人都承认一个事实:无人机的浪潮已经到来,对于这一 “ 天外来客 ” ,不可能通过粗暴的行政手段阻止,而只能通过新的管理办法去调整和适应。

  在前瞻产业研究院总结的《消费级无人机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中,对于中国消费级无人机的未来给出的这样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将会发展到 750 亿,其中无人机航拍约为 300 亿,这大概是现在整个无人机总市场的十倍。2016年两会,会场外全面禁止无人机飞行,会场内却有三位人大代表,以及民航局长、中部战区空军司令纷纷表态,呼吁对无人机尽快立法进行规范,明确主管部门的彼此权责。

  无人机考验着人们的智慧。这不仅仅有安全和市场考量,也包括侵犯隐私,财产的界定和对于个人空权的思考。它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控制和安全因素,也面临着社会的挑战 —— 一种把三维世界纳入到现有二维管制的努力。

  但韩丹认为,这正是无人机的魅力之处。“以前我们想象全部都是两维空间想事情,东南西北中,上面这个是没人想的,就是这个三维空间没人想,有普罗万众全部接触到无人机,他人的思想方式就会想到空间。就完全不是一个维度想事情了。”他拿大疆创始人汪瑫举例:“如果他爸爸不让他,不给他钱玩航模,哪里会有现在的大疆?”

  他目前在做一件更大的事:他希望用自己的能力进行无人机的社群建设。目前,他拥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无人机社群 “ 航拍江湖 ” ,在他的构想中,这个利用支付宝的生活圈建立的社群包括航拍分享,知识传播,售后服务,还可以利用圈子中的航拍资源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在 2020 年,中国消费级无人机有 300 万架,而他希望其中有 50 万个无人机消费者都能进入他的社群。“基本上是每市每县,下到乡镇都有。”

  在中文网络上,类似于韩丹这样的无人机社群还有很多,他们不仅正努力构建一个健康的生态,也期望通过这些推动无人机与社会的融合。公众号“无人机世界”的创始人李洪涛创办公众号已一年半。他先后对300位无人机飞手进行专访,告诉公众他们的飞行经验、飞行故事。包括无人机导购,无人机知识等,并且推出了用户可以查到的的无人机培训学校及课程。除此之外,他还推行过无人机用户安全公约,他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公众更加全面的了解如何应用和购买无人机。

  他的公众号的口号是“连接人和天空”。除了互联网的连接之外,这个口号也有一种情怀,“有很多人本来就有飞行梦想,但是由于身体等等问题无法如愿,无人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梦想。”

  许多人对飞行的爱好来自于生活中的禁锢。陈章形容自己对无人机的热爱是“童年没有满足的操纵欲和飞翔感的结果”,小时候因家境买不起航模,长大之后,对无人机一发而不可收拾,玩了将近十年。“无人机是禁不了的,因为每一个男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飞行梦。”

  2016年10月,北京人郭飞洲组建的北京无人机俱乐部第一次组织野外航拍活动。他发现,北京无人机玩家远比他想象得多,这一队伍里不仅有玩数码产品的年轻人,也包括央媒的记者和退休领导,一些人已经年过七旬,他们熟练地操控无人机,寻找风景。

  老王是俱乐部飞行爱好者的一个。他已经过了五十岁,是一名体制内的资深摄影记者,他可以拥有最好的设备。但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资源——机位,却是非常稀缺的。在一些场合,这甚至涉及一些权力的潜规则: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候,最好的拍摄位置往往属于中央媒体的资深记者,其他人只能站后排;地标建筑、能够拍摄全景的高处,需要专门报批才能进入。

  他在80年代开始就有拍摄西直门立交桥的夙愿,但等了二十年,才获准在南侧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完成拍摄。但无人机则没有这些问题。他买来无人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了600余次。“你一旦玩过无人机,你就再也不爱玩相机了。” 老王对我意味深长的说。

  (部分采访人员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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