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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中亚盛世:哺育了欧洲,却毁于蒙古铁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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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999年,生活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位相距250英里的年轻人,开始相互通信。就像那时候的人们经常做的一样,他们用鸽子传递信息,可他们的信件却总是因为太长而太重。这一相互交流开始于其中年长的一位 ——时年二十八岁,向他十八岁的熟人,提出了一系列涵盖科学和哲学在内的多学科问题。他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引起强烈回响。通过每一方发出的至少四份长信,他们开始了一场通过文本进行的交锋,读起来就像今天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学术争鸣。

  繁星之中是否还存在别的太阳系?宇宙之中我们是孤独的吗?他们问道。六百年过去了,乔达诺•布鲁诺(1548~1600)因为挑战世界(实际由泛神论主导)上的多数人而被处死于火刑柱。但是这两个人明白,我们并不孤独。独一无二?或许,但并不惟一。他们还问道:是否地球从那时起经历过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对地理演变直言不讳的肯定,不论是对他们自己的穆斯林信仰,亦或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来说,都无异于异端。这些问题困扰着两位年轻科学家其中的一位,因此前一位——伊本•西那——急切地要增加一些在神学上更可被接受的复杂修正。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预见到了进化地质学,甚至在关键点上比达尔文主义早了八个世纪。

  科学史上,极少有学者间的交流能像这样勇敢跨向未来,并且在一千年前,发生于一个今天经常因为闭塞而被忽视,主要因为自然资源,而不是知识成就衡量其价值的地区。我们得以知悉,是因为文本以手稿形式幸存,并于几乎一千年之后被公布。来自临近咸海地区,二十八岁的艾布•赖哈尼•比鲁尼,或简称为比鲁尼(973~1048),将继续在地理学、心理学、矿物学以及药理学获得杰出成果。

  他年轻的朋友,阿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那,或简称伊本•西那(980~1037), 成长于雄伟的布哈拉城,这一重要的知识中心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他将在医学、哲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神学、临床药理学、生理学、伦理学、以及音乐理论领域里留下印迹。当伊本•西那权威性的《医典》最终被翻译成拉丁文时,触发了西方世界的现代医学,并被当做医学圣经,在1500年以前就出版了几十种版本。印度使用西那的《医典》,发展出了延续至今的整个医学学科。许多人把比鲁尼和伊本•西那一道——假如不把现代考虑进去——看作是介于上古时期和文艺复兴之间最伟大的智者。

  此时,有必要回到在两位巨人之间,他们也留下彼此不和的通信过程的痕迹。关于这一细节依据了特别的记载。伊本•西那曾一度威胁性地声称,他将与别处的权威们一起检验,以决定是否同意比鲁尼的主张。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对不同领域知识存在的承认,每一领域都需要相应的专门知识,而他,作为一位哲学家和医学专家,并不具有在所有领域里明断的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他要求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谓同行评审——一个大规模的、称职的、相互联系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群体的存在。伊本•西那和比鲁尼对科学的追求之路并不孤独。他们都通过与其他博学同僚们的交锋来磨练技能。其中透露出的直接、好辩的语气体现在他们的通信中,即虽然常常伴随着指责:“你怎怎敢?”,但任何一方都没有止步于顺从权威。是证据,而不是权威,具有决定性。

  正因为亚里士多德作为著作者的权威性,他成为辩论过程中最常被讨论的议题。巴格达的叙利亚基督徒,新近才将他的《论天》翻译成阿拉伯文。两位通信者就已经阅读了译本,并就可观察到的证据到底是证实还是挑战了他的结论展开了论辩。比鲁尼开始指出亚里士多德与他自己观察结果之间的不一致,而伊本•西那则试图将这些结果都纳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之内,尽管他自己也显示了对这一质疑的开放态度。

  事实上比鲁尼和伊本•西那两人,都从事着科学发现中最本质的工作。正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经权威分析后指出的:科学突破极少发生,一旦发生,则是一种“我发现了!”时刻。库恩更进一步解释说,科学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观察到的事实与已接受理论(他称之为“范式”的著名概念) 之间的差异慢慢堆积起来。当这种由差异或“异常”带来的累积,导致新的理论或范式的形成时,科学突破就出现了。在新的范式下,从前被认为异常的,成为所期望的。而伊本•西那和比鲁尼正是在识别、筛选和测试异常。

  他们二人以及他们的众多同僚们在中亚的努力,直接导致了发生在很久以后的伟大突破,而他们正是引致后来那些突破和学者们出现的整体进程中的关键要素。中世纪时的中亚人凭自身,取得了相当多的真正突破。但在审视这些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成就时,我们也应该同样考虑到这一科学创造的整体过程,即他们是掌握知识的大师,而不仅仅关注他们的“我发现了!”的时刻。

  关于我们的通信者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尽管他们被公认为是最杰出者,仍仅仅是一千年前在这里工作过的,众多伟大科学家和思想家中的两位。其他同时期中亚人之间,学术交流的例子俯首皆是。有些学者之间非常友好甚至亲如兄弟,合作研究绝不是空言。尤其在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十余人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小组被聚集起 来,一些合作持续了学者们的有生之年。另一些之间则充满了辱骂和恶劣的人身攻击。但无论他们使用何种语气,遍及中亚的数百位智者,就像伊本•西那和比鲁尼之间一样,以论辩为乐,并尽可能地依据思辨,以期得到论题的解决。

  这一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方阵并非运行于真空。哲学家和宗教学者们充实着最新思想的含义,他们有时为创新欢呼,有时又对抗着反对者。这些博学者不断严格而有苛求地发问:通过思辨可以明了什么?又不能明了什么?这是一场向所有人开放的知识与哲学的竞赛。令这一氛围延续更多年的,是一大群才华横溢的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群体,他们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创造着不朽作品。这些创造者们留下的,不少于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杰作,时至今日仍被尊崇和赞叹。

  这是真正的启蒙时代,在中亚数世纪的文化繁荣中,这里是世界的知识中心。印度、中国、中东和欧洲,都以各自在思想领域里的深厚传统为荣,但在约公元1000年前后的四五个世纪里,是中亚地区触动了世界上其他所有中心而走到前台。中亚的启蒙时代跨越了时间和地理概念,在历史进程中,成为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的重要链接。今天的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或中东人都远远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是中亚在伊本•西那和比鲁尼时代到达顶峰的非凡文化与沸腾知识的继承者。

  这一伟大创新时代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难以精确锁定。通常来说,开始时间与始于公元670年,真正完成于750年,与阿拉伯对该地的征服有关。基于中亚的启蒙时代定期于750年更为准确,是因为这一年中亚势力征服了阿拉伯人,以及他们位于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并定都于巴格达。这一事件继之以813年,一位权力基础来自中亚的哈里发就任,犹如东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反征服。正因如此,释放出了巨大的文化能量。

  这些能量来自哪里?令人失望的是,我们掌握的前伊斯兰时期中亚生活的详情很少。但所有零星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中亚进入黄金时代时,已经同时在世俗和宗教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和知识经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该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与伊斯兰教思想并肩繁荣的是延续至1000年及以后的许多其他知识传统。这一现象,为各方面的跨界交流保证了足够的时间。

  关于知识和文化生活繁荣的伊本•西那和比鲁尼时代,最棘手的问题是确定其结束时间。最普遍接受的终止点,是成吉思汗于1219年春季发动的蒙古入侵。但这一时间既过早,同时又过晚。过早,是因为此后又有文化辉煌数度爆发;过晚,是因为早在蒙古入侵之前一个多世纪,文化和宗教危机就已将理性探讨、逻辑以及穆斯林人文主义整体抛入质疑,其时一位名叫安萨里的中亚神学家已对逻辑和思辨的使用加以严格限制,摧毁关于因果的接受性假设,并无情攻击他所认为的“哲学家的矛盾”。同时作为一个机智且细致入微的思想者,及真正虔诚生活的捍卫者,他的攻击变得更加有效。

  考虑到这些保留意见,将这一伟大的知识沸腾时代,确定为750~1150年是合理的,尽管在这之前以及之后,都有重要发展出现,但已不属同一规模与性质。

  定义这一文化兴盛期的地理范围同样重要,而这,也并非易事。那些透过阿拉伯地区以及政治史镜头看中亚的人,只会将其视作模糊的从某处开始的“伊斯兰东方”。 这一模式将绝大多数学术史的起源定义为或阿拉伯、或欧洲的地中海世界,且从那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这一模式的拥护者们现在这样写道中亚的存在:“一个城市网络和他们的内陆地带”,却并不承认一个更为广泛的,一个或许会将那些城市和内陆地带从其他更西边的定居地衬托出来的身份。

  与此同时,经过苏联统治的三代半人,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中亚只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于1991~1992年获得独立的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但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绝大多数观察家认识到,在亚洲中心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文化中心,包括现在的新中亚国家,且远不止于此。

  阿富汗被认为是这一更广泛文化中心的核心组成部分,还有现在巴基斯坦北部相邻地区,以及至1949年共产党执政,仍以突厥人和穆斯林为主的中国新疆。与此中亚文化圈紧密联系的是古老的呼罗珊地区,或称之为“旭日之邦”。现在这一名称所指代的范围,已经缩小到伊朗遥远东北部一个尘土飞扬的普通省份。呼罗珊曾经包括阿富汗西部以及土库曼斯坦南部大部分地区。在文化上,呼罗珊与传统新疆密不可分。尽管有着语言、种族、国籍、地形上的差异,所有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属于一个单一,但高度多元化的文化区域。

  任何想为迸发于中世纪中亚的文化生活寻求一个简单而统一解释的人,都会困惑于区域内土地类型的多样性。北方的草原带几乎绵延至锡尔河;中部的沙漠与灌溉绿洲带则时有中断地延伸至阿富汗,并再次出现于阿富汗的赫尔曼德山谷;第三种山地带则覆盖了南部地区,这是一整条沿中国西部边境向北分布的板块隆起。

  除了这些巨大的反差,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每种地理类型都代表它们在全球的终极形态。哈萨克斯坦大草原是地球上最大草原的一部分;中部沙漠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干燥得能把苹果核保存三千年之久;而山脉地带包括有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海拔都远远高于阿尔卑斯山。位于巴控克什米尔喀喇昆仑的一座山峰,K2,仅仅比世界最高峰低777英尺,而这仅仅只是相邻许多高于海拔五千英尺的山峰中的一座,这是世界上这一高度山峰的最大集中地。

  委婉地讲,这里的地形并不宽容。“广大中亚”文化区的总面积小于美国东部或西欧,所包含的所有三种土地类型,大部分不宜居住。其三条主要河流,阿姆河、锡尔河和赫尔曼德河,以前都被用于交通运输,却没有一条直接通往外部世界。雪上加霜的是,开放的地形和山脉的位置使整个地区暴露于外敌入侵,这种来自外部的入侵,以及军队从中亚出发去入侵别的地区,早已频繁发生过。

  在三大地理区域中,沙漠灌溉区是最多文化活动的主场,但它并未独立于其他两大区域。事实上,如果没有频繁的沙漠和草原地带之间的经济与社会互动,全部激动人心的的知识活动就不会那样开展起来。

  首先,这是一个博学者的时代,单一思想家在积累了真正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后,接着在多达六个或更多不同的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事实上,在其后更专业化时代才产生的学科分立概念,与他们的思想相背。在进行研究的这几个世纪里,有一个偏好广泛流行:将所有已知事物编入百科全书,并对其合理分类。类似的冲动也曾导致一位上古时期的作家老普林尼,于公元77年动笔编写一部百科全书,西西里人卡西奥多罗斯,于六世纪中叶也开始这一工程。但若论及绝对数量以及作品的多样性,没人能够超越作为百科全书编纂人的中亚人。他们对制作缜密的汇编与梗概的热情,同样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实际上,中亚的启蒙时代预示着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法国狄德罗发表的著作《百科全书》,以及瑞典林奈对所有植物进行的简洁分类。

  第二个警告是,我们对单一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评判,将会被这一事实严重扭曲,即只有一小部分他们的已知作品,能为我们所获得。被看作知识界巨匠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们的完整著作,或已经消逝,或只能从埋藏在其他学者作品中的偶尔引用得以知悉。我们知道伊本•西那写作了超过400种论著,文本长度从几页直到数卷,但只有240种以各种形式得以幸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编辑和出版。众所周知比鲁尼写作了180部作品,其中只有22部幸存。这一难题并非仅此而已。大量幸存手稿仍然困于档案之中,从未被转录、编辑,且因使用原始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写,更不必说将其翻译成今天的科学用语。从新近公布著作的质量来看,尚未被编辑和翻译的那部分比我们所见的更有价值。比鲁尼的作品只有13部被出版,而这只是他作品总量的7%。许多国家的学者们献身于此,已经在这一浩大工程中取得了进展,但要做的工作仍然繁重。因而,我们都受制于偶然幸存下来,并拥有现代版本的那些材料。

  杰出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宣称,能将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一充满活力的时代,与中世纪分开的核心特质,是他所称的“个人主义的发现”。即使有学者追溯至希腊与罗马人的时代来修正这一观点,对个人主义的发现或再发现,应该归功于比达芬奇的时代还早五百年,聚集在我们面前舞台上的中亚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们。 这或许已经成为他们所有创新中最伟大的一个。

  本文选自S.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消逝的启蒙时代:中亚从阿拉伯征服到帖木儿的黄金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稍后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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