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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逼出来的"徽骆驼":山多地狭反而成就徽商美名

中华遗产 04-20 10:46 跟贴 25 条

  今人一说起徽州来,便总也离不开“山灵水秀”之类的赞誉,但这些世人称羡的山川地理形势,放在百多年前,却是横亘在徽州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厄。被胡适先生美称为“徽骆驼”的徽商,就是被这灵秀的山水给逼出来的。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我们的故事是从“离家”开始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一天,安徽省徽州府治歙县城西十五华里的棠樾村,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过村口的石桥。他回头望了一眼往日再熟悉不过的白墙黑瓦,又摸了摸怀里揣着的一枚铜钱,心里一阵凄惶。

  从这一刻起,他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徽州故乡,在他身后渐渐落成了影子。

  男孩叫鲍志道,是鲍氏家族的一员,虽然棠樾鲍氏曾是徽州大族,颇具财富,但鲍志道的父亲却不善积财。志道七岁开始读书,四年后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中断学业,只身出外谋生。临走前,鲍家已是一贫如洗,母亲只得从箱柜底层取出志道儿时的襁褓,摘下虎头帽上配镶的“康熙通宝”,交到儿子手中——家里就剩下这一枚铜钱了,母亲要他带在身上,一家子上上下下未来的生计就全靠他了。

  这个故事在棠樾广为流传,我们不必去苛求细节的真实性,但少小离家确实是明清时代徽州乡间常见的情景。当中国绝大部分乡村的男男女女弯腰向田地讨生活时,徽州人却把希望投向了外面的世界。正如康熙年间的《休宁县志》所言:“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寄命于商”四个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徽州人的生存之道,但若论及初衷,却并不是愉快的选择。这要从徽州的山水讲起。

  徽州一府六县,下辖之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皆为群山怀抱。从大的范围说,属于中国南方丘陵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安徽之脊黄山山脉雄峙徽州西北,并向西南方向延伸,形成皖南西部主要高峰——牯牛降。徽州东北是层峦叠嶂的天目山,东南是连绵起伏的白际山,二山为苏浙两省之界,因而徽州自古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只在群山之间有一些小型盆地和山麓平地,且广泛分布酸性红壤土,肥力不足,不利于庄稼的生长。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了徽州的种种天然之弊,譬如“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读来令人慨叹,常有人形容一地物华天宝,独享上苍眷顾,山多良田少的徽州显然不属此列。

  被山困住若又人满为患的话,必然想要出山。徽州本地的土著居民原先是山越人,后来中国历史上几次由政治和战争引起的大规模北人南迁,比如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两宋之际的靖难之役,都为相对安全的徽州地区输送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到了明代,随着人口日增,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要吃饭,要生计,就必须在务农之外走出大山,向四方求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几乎是旧时徽州人命中注定的人生轨迹。

  出山的路

  不过,徽州山地虽不利种粮,却很适合木、竹、茶、桑、药等经济作物的生长,且品类繁多,产量丰富。更重要的一点是,徽州东邻淮扬与苏嘉杭,那里自南宋以来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已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之后,徽州以西长江中游的汉口、九江等商业城市也逐渐兴盛。邻居们都是重要的消费市场,这就给徽州人带来了生路:把本地的山货土产运到长江中下游,再将粮食油盐等生活物资运回徽州,赚取差价,便可谋利。

  这种外出经商的风气大约是从明代前期成化、弘治年间(1465-1487年)开始的,当时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最容易想到的是走陆路。

  万山之中的徽州,道路起伏较大,穿梭在崇山峻岭间,兜兜转转不便车马,故而昔日的徽州人通常只是打点些简单的行装,就三五成群,徒步向山外走去。

  位于今天安徽绩溪和浙江临安之间的徽杭古道,初步建成于南宋,在明清至民国开通杭徽公路前,一直是徽商入浙的主要陆上通道,也是古徽道东线的主道。这条路翻越天目山,全长五十余公里,道上建有关隘,每隔五里设一座茶亭,供来往行人短暂休憩。今天保存最好的一段长约15公里,位于绩溪东部伏岭镇境内,前半段用石阶或凿筑或铺筑而成,后半段则以沙石土路为多。

  古道顺山势蜿蜒而上,在山崖峭壁间盘旋。今人扶壁登阶,尚且“一阶一滴汗,一步一喘息”,在装备路况皆不理想的古代,背负山货在茫茫山道上艰难攀爬的徽州人,倘若遭遇风雨,脚下极有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

  但人生的境遇往往如此,只要走出大山,风景便会陡然不同。当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从绩溪出发,沿着徽杭古道,走过伏岭镇,走到杭州,开启了他的商业帝国。而11岁就离家的鲍志道,则是听说有同乡在鄱阳做生意,所以选择去江西讨生活,他走的应当是古徽道的西线。

  坐落在皖南石台、祁门、东至三县交界仙寓山上的“榉根关古道”,连接了徽州与江西饶州,是古徽道西线中举足轻重的一条,因道上建有重要关隘榉根关而得名。而歙县北乡的许村在箬岭之下,岭上有座石砌的箬岭关,控制着隋代始建的北线要道——箬岭古道。箬岭古道曾是明代联接徽州府和安庆府的官道,徽商崛起后,一部分粮盐和土产也通过这条道路向外运输。在属于宣城市郎溪县和宣州区之间的鸦山岭上,亦有两条开凿于清顺治年间的山路,虽已在徽州范围之外,却是过去徽商北上苏南常走的路线。

  这是一个以徽州府城和诸县治为中心,向四方扩散的山路网络。它使那些困于生计的徽州人有了挣脱大山的束缚、向外界求发展的机会。不过,与之相比,在徽商的发展历程中,水路扮演的角色更加至关重要。

  开放的水

  我上大学那会儿有位研究徽学的老师,曾用八个字形容徽州的地理大势——“封闭的山,开放的水”。徽州境内海拔落差大且降雨量丰富,大小河流密布,除黄山下来的一部分水北上流入长江,婺源的一些河流属于鄱阳湖水系外,大部分都属于新安江——钱塘江水系。徽州的母亲河就是新安江,它和它的众多支流为沟通徽州与外部世界提供了宝贵条件。

  大宗物资的运输,自古至今都主要仰赖水上交通。就运载量而言,一艘船的作用要远大于一辆推车或一匹马,而在难行车马的徽州,船的意义自不待言。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徽商程春宇根据多年外出经商的亲身见闻,写成《天下路程图引》一书,收录了江南江北水陆线路100条,成为当时流行于世的诸多商旅指南中突出的一部。书中有一首《水程捷要歌》,记录了从徽州府城走新安江水路去往杭州的六百里路线,起首第一句是“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

  渔梁坝位于徽州府治歙县南门外不远处的练江上,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滚水坝。练江是新安江的重要支流,原本湍急陡泻,导致水涨时歙县城池难保,水浅时城内井干,遂成一大祸患。唐代时人们在江上垒石为梁,用以缓流蓄水,此后历代重建重修,基本治愈了练江水患。渔梁坝筑成后,船只不能通过,货物必须在此转运,而坝下的一片水域遂成为理想的泊船之处。

  徽州人多管渔梁叫“梁下”,歙县和周边的特产,如茶叶、竹木、墨砚等,在梁下捆扎上船,穿过前方紫阳山下八墩九孔的紫阳桥,下经浦口入新安江,经过歙东山区下到淳安进入浙江境,一路下富春江、钱塘江,可达杭州,再通过运河等航道去往江南各地,也可在建德的梅城码头折进兰溪江,往南可上溯到兰溪,甚至浙南的金华和衢州。反之,徽州需要的布匹、食盐等百货又从杭州等地扬帆,逆水而上运抵梁下。这一来一往的贸易,大大刺激了渔梁的发展,使之形成了一个交通便利的商业性集镇。

  不过,新安江航道并不是坦途,相反,它在徽州千山万岭间萦绕,形成了许多险要处。从安徽屯溪到浙江建德,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天然有效落差却高达100余米,难怪清代诗人黄景仁在《新安滩》中这样描写:“一滩复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这首诗从语言风格看,很可能采自新安江上的船工号子或是船歌。人们下杭州,回徽州,用歌唱的方式相互提醒鼓劲,战胜一路上的激流险滩。

  勤勉与慕色

  大概正是由于徽州本地的生存压力,以及出入徽州的水陆交通之艰辛,磨砺出徽州人吃苦耐劳的品格。顾炎武在《肇域志》里提到过一些赶考的徽州人,即使家资巨富,也是一身粗麻短打、赤脚蹬草鞋的模样,千里跋涉到京,竟然“吝舆马之费”,带把雨伞就上路了。外人听上去大概要大跌眼镜,而徽州人自己却甘之如饴。生意场上的徽商更是如此,他们不断自我革新,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前文提到的鲍志道便是一例。

  初出徽州,稍有实力者会做小本生意,而像鲍志道这样的穷苦出身就只能先从伙计做起了。一路乞讨到达鄱阳后,鲍志道先是在同乡开设的商铺里帮工,这份工作收入微薄又相当辛苦,好在他一边干,一边还自学会计,几年下来,攒了一点本钱,就离开鄱阳,前往浙江金华经营浙盐,开始接触天下各业中获利最巨的盐业,不久又移居江苏栟茶场。

  江苏栟茶场是两淮泰州分司的主要盐场之一。当时两淮盐商分为场商和运商两种,所谓“场商”,是指在盐场向灶户购盐的商人,即“主收盐”,而“运商”则是那些认引运盐的商人,即“主行盐”,两相比较,后者更易得利。

  鲍志道在栟茶场主要做的就是运商。几单生意过后,经济条件又好了不少,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二十岁那年,鲍志道定居盐业集散中心同时也是徽商大本营的扬州。我们知道,清代赋税之半来自盐业,而扬州的盐业经济乃全国之最,此时正值两淮运商极盛时期,鲍志道到扬州后先是辅佐政府经营盐业,不久后自成一家,逐渐做大。当时活跃在两淮的运商,光显著者就“有数百家”。政府从中选择实力最雄厚的担任总商,总领盐业运输,处理应对各种状况。据说,鲍志道在两淮总商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年,备受业界推崇。

  在鲍志道的发家史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乞求安逸裹足不前的惰性。这就无怪乎绩溪人胡适曾称呼徽商为“徽骆驼”了。“骆驼”这个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徽商不屈不饶的精气神。

  然而,一旦出了生意场,就算是骆驼,也难免有一晌贪欢的念头。徽州男子年纪尚小便要出门经商,因此早婚风气在徽州极为盛行,坊间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说法,实际上,不少人在更小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明末有名的话本小说集《八段锦》中,休宁徽商陈鲁生的父亲曾做主为他娶了一房妻子汪氏,汪氏腹中有五个月身孕时,陈父竟要打发儿子出门,说“男儿之志在四方,岂毙于妻儿枕边!”

  徽州是徽商的梓里,但有的人一旦踏出家门,翻过大山,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机会返乡省亲,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商业城市才是徽商长期生活的地方。血气方刚的徽州男子哪里把持得住青春诱惑?明清江南市井大概流传着许多徽商慕色的花边新闻,反映在小说里,就颇爱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些情节。

  陈鲁生一到地方没几日,便饥渴难耐,被帮闲的马六头“诱入那勾栏中去玩耍”,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银子。同行的表叔陈尚义劝他“若怕凄凉,何不寻个媒人,娶个处女,早晚也可服侍。就是饮食汤水,也得如心。”陈鲁生欣然道:“老叔之言正合予意,快叫马六头来,寻媒说合,我实一时挨不得了。”

  徽州有一房,在外再娶一房,这在徽商中不算少见。有个专门的说法叫“两头大”,两房媳妇分居别处,互不往来,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妾有所不同的是,两房地位平等,各有住房和家产。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里,也记述了类似的情节。江苏太仓州江家小女被一个路过的徽商看上,徽商央了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来说亲,媒婆得了钱,口吐莲花,三言两语就叫江老夫妇动了心。媒婆说:“这个朝奉只在扬州开当中盐,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今讨去做二孺人,住在扬州当中,是两头大的,好不受用!亦且路不多远。”准女婿多金,女儿嫁出去又不受大房欺负,做父母的也就省了一半的心。而这种“两头大”的特殊婚姻模式,既满足了在外徽商的需求,也在徽州老家和客居地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

  不过,徽州男子在外寻欢,却苦了留在徽州老家的女人。能干的徽州女人支撑起整个家庭,赡养公婆,抚养儿女,而同样青春年少的她们,却只能在马头墙下,天井院中,望花滴泪,望月长叹。清人所撰的《新安女史征》描写了一个徽州妇人,丈夫在婚后三个月便外出了,妇人每到年底,就用辛苦攒下的钱买回一颗珠子,以此记下丈夫离家的年岁。一年又一年过去,珠子一点点增多,等丈夫返回家乡时,妇人已去世三年有余,唯剩下一串“记岁珠”。女人的青春被年复一年的等待消磨殆尽,正因如此,徽州有特别多的闺怨歌谣,黟县有一首民谣唱的最为直白凄婉:“悔啊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大厅堂,贪什么高楼房,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我宁愿嫁给种田郎,日里田里忙耕种,夜里双双上花床。”在徽州乡间旅行,时常能见到明清时期的石牌坊,这其中有许多是贞节牌坊,旌表了一个个徽州的节妇孝女。歙县县城新南街有一座徽州最晚的牌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石条上镌刻着一行字“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65078,这个数字实在是触目惊心!

  徽学研究专家王振忠老师在《两地书》一文中,曾提到徽州文书里发现过的一封信函,是一位守在徽州老家照看公婆儿女的商人妇写给离家丈夫的家书。信中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家事,在说完家长里短后,便催促丈夫早日还乡,“叫船须当赶快,不可沿途搭人,富阳、桐芦(庐)经过,七里龙(泷)也要小心,到了严州加纤,水路更要赶行,船上出恭仔细,夜间火烛小心,路上冷物少吃,尤恐吃了坏人”,不仅为丈夫规划了逆新安江而上的行程,还特别提醒沿途注意事项。

  最后说到“平安到了梁下,千万不可步行,雇轿抬到家里,铺盖交与足人。”那意思是说,到了渔梁坝,你就别耽搁,赶紧上岸雇顶轿子,赶紧回家,行李别担心,交给过塘行的伙计随后送来就行了。

  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妇人在灯下急笔切切的样子,而这,正是因徽州山水而遭际的独特人生。

  作者:耿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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