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海外总动员:洗衣工把20年积蓄塞进麻袋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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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4日,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往菲律宾总支部参与党庆活动与募款,面对台当局“党产会”对国民党的清算式斗争,她誓言“身可辱,家可破,党不可亡”。洪秀柱表示,在国民党最落魄的时候她接下主席之位,要学习创党总理孙文,“哪怕一无所有,只要人心不死、就有希望”。洪秀柱认为,国民党要救亡图存,就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奔走海内外,宣扬理念,募款自救。

国民党输掉了“大选”,一同输掉的可能还有信心、意志与资源。作为一家“百家老店”,其当下境遇让人歔欷。此时此刻,洪秀柱重提孙中山艰苦卓绝的创党旧事,意味堪称深长。

当年的孙中山,身在异国,可供支配的资源极其有限,却凭着意志和信念在海外华侨中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发动工作。今昔对比,孙中山宣扬理念、募集经费、寻求同道等一系列海外动员的经验,的确是留给国民党的宝贵精神遗产。

“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

提到孙中山的海外动员,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存在一个固化的印象:一边“登高一呼”,另一边“应者云集”。

这一印象自然不能说不正确。在华侨赞助革命党的过程中流传着不少佳话,侨居越南的“关唐为挑水工友,每担水价只值一文,当镇南关、河口两役起义时,将其半生积蓄三千元悉数捐出”,孙中山自己也曾回忆,“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 塞给我一个麻袋, 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

因了这些佳话,孙中山说过,“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另外一句孙氏名言“华侨乃革命之母”,虽经学者考证可能并不存在,但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孙中山的演讲和著述中其实并不鲜见。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也可以由此津津乐道: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对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怀有极大的愤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祖国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需要肯定佳话的积极意义,但仅仅宣扬佳话也容易淡化过程的艰辛。事非经过不知难,孙中山的海外筹款、动员其实经历了太多波折和困难。

革命党在海外华侨中筹款,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吸收华侨加入组织,同时收取会费;二是募捐;三是发行债券。而从效果上考虑,能够以理念和宗旨说服华侨加入组织并积极捐助无疑是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出台一些激励政策也十分必要。

1904年1月,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招人报名入会,以发行军需债券名义募款,当时规定实收美金一元,承诺“本军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十元”;同年5月,孙中山又到旧金山发动华侨,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是日总理于说明革命主义之后,提议请座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谓‘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各项优先权利’云云”;1911年7月21日,革命党在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手订筹饷约章凡四款,其中第一款规定“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回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通宝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而对于认任百元以上者除按照第一款之外另有奖励,即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记大功者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权利。

尽管如此,革命党的海外筹款却难称顺利。梅斌林《孙中山在芝加哥》一文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孙中山到洗衣馆等处劝募,与餐馆工人等接触,募捐时往往受到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但先生不以为意”。《华侨与辛亥革命》一书也记载,孙中山的此次芝加哥之行,原定计划是筹款两万元港币,但结果仅募得三千元,“合纽约、波士顿所捐,亦不过八千港币”。

经费不丰经常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陷入困境。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招募而来的军人避往新加坡,为解决这批军人的生活问题,孙中山和当地华侨一度极为狼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收有孙中山写给著名华侨林义顺的一封求援信,信中说:“若过数日后尚不能安置,……恐彼等不堪饥饿,必有野蛮之举。数日前已见过一次,有十余人到《中兴报》讨伙食,其势汹汹,殊不雅观。……如此之事,弟实所难堪。”最后在新加坡华侨张永福的帮助下,用张永福之山开石,让军人们在石山做工,有了糊口之资,事件才算平息。

“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

革命党的海外筹款为何如此困难?

2011年,专门研究华人史的著名学者王赓武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了“海外华侨中谁在支持孙中山”。王先生说:“海外华人大部分都是劳工,少数是工商界老板。根据我看到的材料,一方面,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满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因此比较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工商界大部分是广府人,孙中山和康梁两派也是广府人,但康、梁的地位很高,是书香子弟、举人和帝师,广府人非常钦佩康梁,所以工商界的广府人大部分是保皇党。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是下层人民,因为会党的关系,普通劳工就比较支持孙中山。”

在思考“革命党的海外筹款为何如此困难”这个问题的时候,王赓武的这一番话可以提供一些解答的线索:一是当时在海外争取华侨支持的力量,除了革命党,还有康梁等保皇派,两股力量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二是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多来自下层,往往自顾生活而不暇,自然无法拿出大笔资金满足革命党之需。

揆诸史料,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收有孙中山致党人的一封信,谈及与保皇派争夺华侨的情形时说,“弟刻在檀(香山)岛与保皇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成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又对梁启超海外筹款获得成功而大表愤怒曰,“闻在金山各地已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而在发出此信后不久,孙中山赴檀香山活动,发起募捐,由于梁启超刚为保皇会募捐不久,结果仅得两千余元。

然而,接着王赓武的话头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海外华侨中孙中山的支持者何以多集中于下层?王赓武揭出了“保守”二字,认为“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满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所以才舍孙中山而愿意支持康梁。

因理念上的先进或保守而产生思想差异,导致趋舍不一,这一点或许难以否认,但同时也不宜忽视工商界人士思考问题高度现实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无法以“先进”或“保守”这种词汇简单论定。

据《革命逸史》,胡汉民就曾多次抱怨云:“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革命好像对他是大不利”,在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时,又特别以侨商陆佑为例,说此人死时财产达到四五千万,因与一位党人私交甚深,因此孙中山多次敦促党人劝其助饷,而陆氏答曰:“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

同是面对华侨动员,在考虑问题更为现实的工商界人士看来,保皇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必将重返政府掌握政权,而革命党人则不同,其旨在推翻满清政府取而代之,风险和难度之大不言而喻,除非看到成功的希望,投入过多成本显然是不合算的。在华侨上层人士中,黄佑的态度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正因为难以打通上层人士,革命党人遂专心运动中下层阶级。过去研究者批评革命党未与绿林会党切割是一大败笔,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种事后之明。当年革命党之所以接近绿林会党,一方面因为这股力量不可小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上层社会扞格难通,假若不走会党路线,意味着连向下层阶级渗透的渠道也将被堵塞。这一特点存在于国内,更存在于海外华侨社会。孙中山1904年之所以在美国檀香山加入洪门,也宜放在这一背景下考察。

“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

尽管革命党从海外募集的多为来自中下层人士的零星捐献,但因为人员众多,集腋成裘,最后汇集到革命党手里的也是一笔巨款。

但是这笔巨款的具体数额究竟是多少?至今并没有权威的统计。2011年,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国内媒体给出的也是一个含糊的说法,“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台湾学者蒋永敬对革命党人的经费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但是因为赞助者众多而账目等资料又往往匮乏,最后也只能集中于“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

据蒋永敬的研究,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是革命党人多次起事中唯一有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此役共支付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六元,获捐款项有案可稽者:荷属南洋(印尼)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马来亚)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七万八千元(其中加拿大六万四千元,美国一万四千元),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二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

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革命党所得的捐款数目有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八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加拿大华侨六万四千元;荷属南洋华侨六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华侨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檀香山华侨一万五千万元;旧金山华侨一万一千元;缅甸华侨四千八百元;纽约华侨四千元;芝加哥和波士顿华侨分别为三千元和两千元。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显而易见,这里所列的仍然只是一个相当粗略的估计,遗漏的当不在少数。

以当年的筹款、支款等实际情形而论,华侨捐助革命的款项到底是多少,不仅是今人只能粗略估算,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党人,恐怕也无法确定了。

进入民国后,由于宋教仁被刺案,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又一度向海外募捐。事后孙中山致函参、众两院,函中提出,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借募款项至今未偿,反袁又举新债,“计募借华侨款一百七十万元,借入日本商人债一百万元”。

此处孙中山提到的两个数据都是为反袁而借的新债,而关于辛亥革命中的劝募款项,仅提到“至今未偿”而没有具体数据,显示其本人对相关数据并未掌握的事实。

当年募捐,革命党人为取得效果曾对赞助者许下种种承诺,如付本息数倍或享受其他优待权利等。但从孙中山“至今未偿”一语中可以看出,这些承诺并未兑现。虽然由于入民国后纷纷扰扰之现实,政局不为孙中山等掌控,未兑现当年承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革命党人身上,但孙中山却为此而深深负疚。

就在这封致参众两院的函中,孙中山感慨地写道:华侨捐助革命,“共和既复,而一不之恤,是则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故请求政府代为偿还,非徒以保个人之信用也”。

据当事者口述,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中山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会上孙中山声泪俱下: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孙中山在给参众两院写信希望政府偿债的时候,一定是想到了1910年的这一幕。

作者: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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