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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 从亏损4亿多到各地演出商争邀,一家文艺名团的自救之路

北京日报04-19 14:41

  

  舞剧《兰花花》剧照。

  

  《兰花花》在甘肃巡演时,一舞蹈演员在舞台上受伤,坚持到下场才接受治疗。

  

  《兰花花》主演,左脚受伤仍坚持训练。

  

  春日,晴空。

  位于东三环北路4号的一处大院,草木茵茵,排练厅里传出的歌声,铿锵激昂。走进这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顿觉一派生机。

  然而,当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两年前,景象迥异。2015年7月9日,一则消息正式公布: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总经理顾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其实在此之前,声名赫赫的东方便已陷入混乱并停摆,空余一个亏损超4亿的烂摊子。

  “东方”命运,何去何从?外界的议论、猜疑、观望,汹涌而来。不过,伴随外界“窥探”的目光渐渐散去,“东方”人开启了一条自救重振之路,并一路辛劳地奔跑着。

  迈步,从头越。很少有人知道,从停滞到奔跑的过程中,“东方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与苦、迷与茫。

  寒心·人人自危

  那些曾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优秀舞者,竟成了给“东方”大院看守院门的安保人员。

  作为东方演艺集团现任“掌门人”,宋官林的上任,可谓异常匆忙。

  2015年7月7日傍晚,就在顾欣“出事”前两天,宋官林突然接到调任通知。当时,他担任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

  “整个团里几乎没有笑声。”第一天走进东方演艺集团的宋官林,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惨淡景象,气氛压抑,人心惶惶,“正式宣布接任之后,都没有人过来跟我握手,感觉人人自危。”

  人人自危,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东方”,一点都不为过。

  此前,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文化部开展巡视,称东方演艺集团问题严重:“直属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混乱,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三重一大’制度流于形式,国有资产流失和廉洁风险大。”再看“东方”账面,自2010年以来累计亏损高达4.38亿元,2014年演出收入不足200万元。这个曾拥有王昆、谷建芬、李谷一、莫德格玛、朱明瑛、郑绪岚、李玲玉等一大批耀眼艺术家,曾经在演出市场上风生水起的艺术名团,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

  除了账面上的亏损,更让人惋惜和难过的是艺术家、艺术人才的大量流失。“真是人财两空。”国家一级编导何利山,直到现在都觉得痛楚有如锥心,“我是上世纪90年代进团的,那会儿多辉煌啊!可现如今呢?崩盘了,没人了!”

  心灰意冷的演员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朝鲜族歌唱家、《父亲》的演唱者崔京浩,他5年没能上台演出了,后来在朝鲜族同胞的众筹下,凑了一笔钱筹备告别音乐会。他在望京开了一家擦鞋店补贴收入。“歌唱家去擦皮鞋了”,坊间的议论,令人扼腕唏嘘。

  “自谋出路的人太多了,很多人都觉得没办法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青年舞蹈家曾明,2006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进入东方歌舞团。和团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从中国舞蹈界的“最高学府”毕业,拿了无数的奖,最大梦想就是到这个久负盛名的歌舞团工作。可2013年,他和众多同伴突然被告知:“聘用合同到期,没有多余的岗位。”

  当年业务考核拿了全团第一的曾明,彻底蒙了。他希望留下,却得到一个让他更为震惊的回复:“你们可以报考保安队。”就这样,2014年,曾明的多位同伴——那些曾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优秀舞者,竟成了给“东方”大院看守院门的安保人员。

  曾经,东方歌舞团舞蹈中心有着150多人的队伍,可以分成好几路演出队出去巡演。但历经这场“动荡”,舞蹈中心仅剩27人。最困难的时候,东方歌舞团一台晚会的演出报价,甚至已经低到了5万元一场。而且,还时常凑不齐演员。“都是老弱病残,受过伤的、年龄大的、刚生了孩子不能上场的。”在曾明的记忆里,“当时的东方歌舞团,连一台晚会都办不起来了。”

  暖心·力挽人才

  “没有‘东方’就没有我,在‘东方’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它,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东方”的各种病症,宋官林看在眼里、印在心上,决定实施“暖心工程”,“必须把流失在外的人才都找回来,对一个艺术院团来说,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

  歌唱家里,宋官林第一个想起了崔京浩。他接任之后的第一次出差,就是赶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去探望正在那里筹备告别音乐会的崔京浩。“回来吧,把鞋店关掉,重返舞台,‘东方’给你主办音乐会。”宋官林把话说得很实在,“目前,我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但我有设备,有排练厅,有舞蹈演员,我们出人出力,给你办音乐会。”闻此,崔京浩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哽咽再三,终于吐出了一句:“我该怎么感谢你?我给你擦擦鞋吧。”

  后来,宋官林又陆续请回了一批团中砥柱,以及年青一代中的佼佼者。刚生完孩子不久的舞蹈演员刘佳妮,是舞团的台柱子。在宋官林的办公室里,她一言不发地听宋官林聊了很久。末了,她笃定而干脆地说了俩字——“靠谱”。刘佳妮说,宋官林所言,戳中了他们内心深处未曾泯灭的艺术梦想和对“东方”深深的期待。舞蹈中心从最惨淡时的20多人恢复到了50多人,“能演出了,可以开张了!”

  找回了人,接下来就是搞创作了。宋官林上任第三天,与何利山进行了一次深谈:如何把演出重新办起来。“你是要政治的,还是要娱乐的;你是要艺术的,还是要市场的?”何利山毫不遮掩,直白地向这位新官发问,得到的回答也很干脆:“都要,我要属于‘东方’的。”

  何利山愣了一下:“东方”的?周恩来总理曾给东方歌舞团定过调子:要坚持在表演中国优秀歌舞节目的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国家的优秀歌舞节目。这何其难啊!但他马上明白过来,在全团有如一盘散沙的情势下,这场演出不仅要唤醒艺术家们对老“东方”的爱,更是要唤醒千千万万观众对“东方”无数演出盛况的记忆。最终,在全团努力下,大型环球情景秀《东方之爱》诞生了。

  作为“老东方人”,歌唱家郭蓉也是宋官林上任后“重点约谈”的对象,希望她可以回来“坐镇”,但郭蓉心灰意冷,迟迟没有答应。直到另一部同样带有“东方”字样的新作品——大型环球经典音乐会《东方之声》演出前一个星期,看到那么多熟悉的“战友”又一次出现在排练厅,郭蓉觉得,自己是时候回来了。

  2015年10月26日,梅兰芳大剧院,《东方之声》首演,郭蓉又一次以东方歌舞团歌唱家的身份站到了舞台之上。那天,她发着高烧,嗓子火辣辣地疼,但还是用流行音乐的方式演绎了一首《松花江上》。整台演出谢幕时,观众的掌声如潮奔涌,演员们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演员就是这样,上台前有无数个理由说我不参与,但当你在台上享受到观众的鲜花和掌声,那一刻就什么都不想了。”郭蓉深情满怀,“没有‘东方’就没有我,在‘东方’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它,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信心·夺回市场

  “永远在路上”背后的辛苦,只有参与者自知,“拼了才有希望”,成为大家伙儿挂在嘴上、刻在心里的话。

  重新起航,看似悄然,实则轰烈。当外界以为“东方”困于窘境、限于沉寂之时,她其实已经开始了与时间赛跑的市场征战。

  广东、上海、黑龙江、甘肃、四川、福建,入林区、下田间、进厂房、登舰队……整个2016年,“东方”一直在路上。郭蓉记得,有一次去南方基层城市演出,舞台就是当地的露天广场,演出刚要开始,暴雨突袭,观众都跑到广场边上的长廊躲雨。而演员头顶无片瓦遮掩,暴雨拍在身上,演出却依旧继续。“永远在路上”背后的辛苦,只有参与者自知,“拼了才有希望”,成为大家伙儿挂在嘴上、刻在心里的话。

  一边进行巡演,何利山和演员们一边还投身于舞剧《兰花花》的创排,这也是“东方”第一次排演舞剧,还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400万元的支持。由于演员们之前参排的多是歌舞晚会,对舞剧这种单纯用舞蹈语汇讲述剧情、塑造形象的表演形式,不能立刻适应。何利山一遍一遍地跟他们说戏,掰开了揉碎了讲;舞蹈演员们也一天排3班,每人每天在排练厅的时间足有十几个小时之多,“整整两个月时间,真的有点扛不住了,那也拼了!”

  痛苦归痛苦,信心却在与日俱增。

  2016年10月,《兰花花》巡演来到陕西省富平县。演出中,当女主角兰花花要被设计毒害、安排“冥婚”时,台下观众齐刷刷指着有毒的馒头,大喊:“别吃!别吃!”全剧终了,饰演反派地主的演员愣是不敢登台谢幕,生怕被台下观众给打回来。

  巡演到东北深山,一些老人知道东方歌舞团的名号,看完演出颤颤巍巍地对何利山说:“想不到啊,我这辈子还能亲眼看到东方歌舞团来给我们演出。”何利山激动得声音直发抖,早年的感觉好像又找回来了,“当年东方歌舞团的名气怎么来的,不就是一场一场在全国各地演出得来的?!”

  ……

  就这样,1年,200多场演出,“东方人”扛了下来。团里的“钱袋子”也稍微鼓起了一些:全年商业性演出收入达1200多万元。“这是两年前绝对不敢想象的事情,至少能给演员们发一些演出费了。”宋官林很欣慰。

  今年初,宋官林带团南下,在广州、厦门、珠海举办“东方艺术周”,一个城市演4场,既节省了经费,又形成了规模效应。首轮演出结束,广州大剧院的负责人主动找上门来:“明年元旦假期,你们还来我这儿演!”同时,上海、兰州的“东方艺术周”也在等待着他们。眼下,演员们又开始为全新推出的“东方音乐季”奔忙。

  看着团里人风风火火的身影,听着他们爽朗的欢笑声,宋官林坚定了一个信念:“我就是要让全国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东方’还在,‘东方’的精气神儿还在!”

  人物速写

  爱操心的掌门人

  一架钢琴,一排评委,“东方”一年一度的业务考核正在进行。突然,门开了一条小缝,宋官林悄悄走进来,和评委席上的外请专家们握手示意之后,他示意歌唱家们继续演唱,然后自己坐到了评委席最左边的角落。

  年度考核本是团里的常规活动,无需一个集团老总亲自坐镇,可他总是惦记着:“人才对一个团太重要了,我必须来看看。”从早上忙到午后的宋官林,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直接“突袭”现场。

  “咚咚咚”,排练厅楼上突然传来几声闷响,声音其实不大,只是在歌唱家审题思考的间隙隐约可闻。宋官林却皱了皱眉头,用手指指楼上,俯在工作人员耳边说着什么。只见工作人员侧身跑出去,不一会儿又跑回来,轻声答复:“舞蹈演员在楼上排练,那是跳舞的声音。”宋官林这才点了点头——原来,他是担心这声响会干扰团员和考官的注意力。

  又过了一会儿,他要来一张A4白纸,低头用笔开始写起来……很快,他递了过来,上面是他希望记者采访的编导、演员的名字及手机号码,“多采访采访他们,他们都很有故事。”

  “他像父母一样照顾人,又像个女孩子似的细心。”团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如果不是和宋官林面谈许久,绝不会想到这位“东北大汉”竟如此细心周到:见过一次面的演员,他就能叫出名字;他上任之后为演员们恢复了医疗保险;看舞蹈演员训练辛苦,他把补品和泡脚的药包直接带到排练厅;听说演员的家人病了,他通过自己的关系介绍医生;他还操心演员青年公寓的洗澡间该翻修了……

  “要温暖艺术家的心,要唤醒他们对‘东方’的爱。”宋官林这么说,也这么做着。

  背景

  “东方”团史

  中国歌舞团(原名中央歌舞团),1952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倡导和关怀下建立,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

  东方歌舞团,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倡导关怀下成立,是文化部直属歌舞团。

  中国东方歌舞团,成立于2005年7月28日,是在原中国歌舞团和东方歌舞团基础上组建的国家歌舞团。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11月,由原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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