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幻想随手拍能解救被拐儿童

很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用手机对着大街上的残疾乞讨儿童猛拍,就能帮助他找到“亲人”。但其实过去六年,随手拍没有解救过任何一个被拐卖儿童,因为街上的乞讨儿童几乎都不是被拐卖的。

近日,一则四肢残疾的贵州卖唱女视频在网上走红,该卖唱女被疑为15年前于山东出走的女人。受到舆论关注后,贵阳警方、遵义警方第一时间联动查找网传当事人。

可是,4月13日,白云区居民聂某芝来到派出所报案,称其就是报道中的街头卖艺女子,但其先天四肢残疾,长期在贵州各地街头唱歌卖艺谋生,相关街头卖艺均是自愿行为,并非为山东失踪女子牟翠翠,相关网络报道已对其本人及家人造成很大困扰,求助警方予以澄清。经贵阳市公安局对其进行DNA检验,结果证实其并非出走15年的牟翠翠。

一出大爱无疆的寻亲戏就此落幕,随手拍焦点之下的聂某芝在遭遇戏剧性反转之后便走出了大众视线,但生活是否能重归原轨就不得而知了。牟翠翠家属尚有人关注,而聂某芝,肖像权也好,生活被入侵也罢,既然没有按照既定剧本发展情节,自然就成为了被抛弃的对象。

2015年4月3日,郑州。残疾人组成的卖唱团在中国很常见。/视觉中国

但失望之余的拍客和围观者们为自己险些就扮演成功的正义角色还有些沾沾喜喜,“错一千次但可以换来一千次亲情的希望”。殊不知,错一千次也是对一千个人生活的滋扰。而随手拍和随手拍的种种变体在这六年以来,除了制造一次次错误和对个体权力的侵害外,一无是处。

随手拍没有解救过任何被拐卖儿童

随手拍的“正体”始于2011年。是年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开设“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据报道,该微博开通仅10余天,就吸引了57万多名网民,在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上,“解救乞讨儿童”成了排名前三名的热门话题,甚至连“春晚”都排在了它的后面。网友纷纷将乞讨儿童照片上传至微博,希望家中有孩子失踪的父母能借此信息找到自己被拐的孩子。

2011年2月9日,北京。曾经风靡一时的“随手拍”活动。/视觉中国

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曾上演过不少与聂某芝事件相似的寻亲大戏。譬如,2011年2月7日,微博上出现一则珠海街头儿童乞讨的照片,不久,陕西榆林的一位网友表示,照片上的儿童很像自己2年前失踪的孩子。

当晚,参与“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广州网友高军即前往珠海,并向当地警方报警。珠海市公安局在接到求助后,通宵加班进行排查,安排近500警力进行搜索行动。最终经DNA检验证实寻获的儿童并非榆林网民的孩子,与该儿童一同乞讨的乃是他的亲生父亲,两人祖籍贵州,由于家境贫穷,于是南下乞讨,为儿子赚些学费。

2011年2月16日,西安。这对乞丐母子因为总被拍照,屡次被传唤。/视觉中国

乌龙过后,被便衣带走的行乞父子无人问津,随意检验人DNA的珠海警方却被网友称赞此次反应迅速,行动高效。此次声势浩大的寻丐活动更是激发了网民对于自身力量的极大想象,各位看客也纷纷摩拳擦掌审视着街头衣衫褴褛的可疑被拐儿童,等待着作为正义的化身加入拯救活动之中。

他们全然没有想过,以歧视、霸凌穷人为底色的随手拍在这六年中根本就成果寥寥——目前尚没有一例公开的案例表明曾有人通过随手拍的方式拯救某被拐儿童于水火之中,而事实上,带孩子乞讨的一般不是拐卖来的孩子,将拐卖的小孩用于行乞在儿童拐卖的各种去向中,实际上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直至今日,始终未有被拐儿童的官方数据披露,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数2012、2013、2014年分别为18532、20735、16483起,新闻报道称2013年有2.4万名妇女儿童获救,2014年为1.3万名。据中国最大的民间寻子网站“宝贝回家”,目前该网站还有家寻宝贝34799人,宝贝寻家28495人。

2016年11月20日,太原。13名寻子家长寒风中伫立街头求关注。/视觉中国

而在数量庞大的被拐儿童中,被强迫行乞的只是极少部分。就拐卖去向而言,被拐儿童绝大部分被非法收养。对山东省近年来被解救的被拐卖儿童的研究表明,有94.4%的被拐儿童最终是被收买者非法收养,被迫从事卖淫、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占3.6%,而行乞只占2%。

乞讨的残疾小孩不是被打残废的

诚然,目前城市中的乞丐有八成左右为职业乞丐,他们一般是贫困农村来的流动人口,在行乞过程中往往会捎带上自己或租用的孩子。

2009年10月14日,杭州。沦为乞丐的儿童。/视觉中国

于建嵘在回应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质疑中也提到该活动帮助不少在街头乞讨的孩子回家或者回到教室,且不论“随手拍解决乞讨儿童”的微博简介中赫然写着对网友见疑似被拐乞讨儿童,先报警,再拍照,注时间地点发微博并@该微博账号,“随手救助,全民打拐!”的号召,只提禁止儿童乞讨,却不提相应的幼托制度和社会救助的建立与完善,难保不会酿成贵州毕节四名留守儿童在家中喝农药而死的惨剧。

2004年,媒体曾曝光过安徽阜阳的几个残疾村,报道称在广州北京路、中山四路、中山五路附近的近30多个残疾小童乞丐,均来自那几个村。其中,宫小村又叫“瘫子村”,据报道,村民租一个瘫儿(即残疾人)每年两千到四千不等,买一个六七千元左右,一般越残价格越高,长得越畸形越受欢迎。带一瘫儿行乞一年能赚万余元。

2009年12月29日,三亚。一名残疾女子在街边乞讨。/视觉中国

不过买“瘫子”的并不多,因为“瘫子”照顾起来颇费心,而且长到一定岁数后就没那么好管制了,会罢工甚至报警声称被虐待或遭拐卖。

可见,带残疾人行乞背后自有稳定的利益链条,考虑到成本收益,将被拐儿童打残后再胁迫行乞并不合算,纵使媒体和网友对行乞的残疾人有诸多猜测和黑色想象,除2016年马来西亚《星报》曝光的某中国跨国犯罪团伙将拐来的儿童弄残、毁容并囚禁多年,再带到马来西亚各景点行乞之外,国内媒体并无曝光的实例,更何况本身将拐卖的小孩用于行乞在儿童拐卖的各种去向中,实际上就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不要再用你的伪善践踏底层的尊严了

众所周知,贫困是中国贩卖儿童行为的根本因素。在西部和中部地区,生活的困苦迫使不可持续生计的家庭出售或遗弃“多余”的孩子。在云南省甚至发现了一个“专门的儿童生产基地”,妇女生下孩子然后出卖他们以赚钱养家糊口。

前述山东省的研究也表明,“拐卖”已经让位于“亲卖”,“拐卖”只占侦破拐卖儿童案件总数的27.1%,而“亲卖”案件数占到了总数的72.4%,盗窃、抢劫、抢夺后再将儿童出卖的情形只占1%。

2016年6月2日,广西梧州,13个月大男童被拐,警方抓获5名嫌疑人。/视觉中国

而中国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等传统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拐卖儿童高额的利润与低风险、区域经济的失衡导致流动人口的出现则是拐卖儿童有力的助推剂。

从2002年1月至2004年5月,在一至七岁的352名失踪儿童中,99.44%来自流动人口的家庭。而据“宝贝回家”统计,从2007年至2013年5月,该网站从全国收到的寻子登记中,90%是因为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一半被拐家庭属于农民工家庭。

孩子的价格在不同的地区不同,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孩子的健康、年龄和性别。2007年的数据显示,几个月的“好看的男孩”价值10000到11000元,一两岁的男孩可以出售在17000-18000元。而在较贫穷的地区,价格可能高于富裕地区,因为后者的供应更大。通化的平均价格为20000-30000元,而在福建省一个男孩可以至少10000-20000元的。

2016年4月12日,郑州,夫妇俩坚守女儿失踪路口十多年,住窝棚摆地摊。/视觉中国

在云南昆明,被卖给外国人的女婴价格为每个800-4000元。另有研究称,拐卖儿童的价格已从2009年前后的2至3万元增长至目前的7至8万元,有些男婴价格甚已达12.5万。一般而言,男童价格高于女童,能达两倍以上,儿童年龄越小价格越高。

而另一方面,中国有极其庞大的收养儿童需求。仅仅就失独家庭一项,目前就有百万以上。社会上的孤儿或遗弃、流浪儿童数远低于有收养儿童需求家庭的数目。

2009年以来,公安部开展了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还建立了DNA数据库以比对失踪儿童与父母的DNA。但是如前所述,一方面是儿童拐卖始终无法禁绝,另一方面则是,被“拐卖”的儿童中实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亲属出卖的。

2012年7月2日,15省市联手打拐拿下人贩子802名,但只是杯水车薪。/视觉中国

从这个角度来考量,疏通收养渠道,完善福利院体制,让想要收养孩子的个人和家庭能够通过正规渠道来满足收养需求,也让大量遭虐待、遗弃或养育条件明显不适合的儿童能和原生家庭脱离,似乎值得被官方重视。

可惜的是,打击买方和卖方的法律均未完善之余,在中国现行法律下,一方面是即使是亲生父母不适合养育孩子,而且主观上也有送养意愿,但由于送养门槛非常高(亲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比如有重特大疾病、重度残疾,或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死刑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无力抚养子女等),使亲生父母无法主动送养;另一面严苛的收养法、复杂的手续和高昂的费用也使得一些应该被合法收养和再安置的儿童,最终无法被正规合法地收养。

2016年9月10日,福建平潭。因为达不到收养条件,养父买了一本出生证。/视觉中国

有趣的是,有研究者指出,绘制贩运网络以及跟踪和拯救被贩运的儿童需要庞大的警察资源,政府资源和财政的不足可能是导致警方在贩卖儿童行为方面缺乏行动的原因之一。而前述珠海市公安局花近500警力搜寻随手拍中疑似被拐儿童的新闻犹历历在目。

这种随手拍既忽视了行乞的根源来自社会资源分配,同时也是一次与公权力的合谋,它以伪善的大爱逻辑践踏底层人的权利与尊严,既模糊公权力对于打拐不力的舆论压力,也将人拖入一个随时可以被公权力甄别的环境,不过是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残酷底层版变体。

作者:聂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