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两个人的1979:活在病房比死在战场更难

“这个瞎姑娘,等出院了,没人要了,就到动物园门口去卖花生吧。我来做,你去卖,好吗?”

《大国小民》第607

“人间-大国小民”栏目,每周日至周四晚准时更新。

本文部分内容原载于《军嫂》杂志,人间已获作者授权。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

1

1979年春季,与中国相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开始反华排华,屡屡在边境制造流血事件。烽烟突起,作为军人,我投身战场。同年3月8日清晨,在宣布撤军之后,我因摔伤伤口感染引发高烧合并症,全身瘫痪。

辗转4家医院后,我转入南宁市303医院。那时候,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比较多,医院几乎不分内外科,到处都是身裹白布绷带的军人。传染科抢救室里,一个伤病员刚死去,我就被紧急抬了进去。

外科专家闻讯赶来,我听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军人冲负责抢救的医生说一声:“赶快把他的气管切开。”伴随着一阵疼痛,我衰竭的呼吸停止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呼吸机刺耳的噪音唤醒。睁开眼睛,床前围满了医生和护士。我的气管从咽喉部位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里边下了金属内套管,外部用螺丝帽封闭,连接一根输氧管直通呼吸机。我开始靠输氧维持微弱的生命。

稍微缓过神来,我隐约听见值班医生跟护士小声议论,“颈椎以下的运动神经全部损坏,呼吸肌麻痹导致肺功能障碍,生存概率5%……”“就算挺过一星期的死亡高峰期,还要面临一个月的危险期和3个月的反复期,如果能保住命,大概会在床上躺一辈子。”

我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定格在21岁。那台老式呼吸机一天24小时不停工作,经常出现故障——直往我的体内输入氧气,却不定时吸出二氧化碳,将我的肚子像吹气球一样吹得圆鼓鼓的。这时候,护士会赶紧关闭机器,拍打失灵的开关,甚至匆忙喊维修工过来修理。每次机器出现故障,氧气停止输送,我就头痛欲裂,心胸憋闷。

虽然全身的运动神经几乎损坏殆尽了,但四肢末梢神经的触觉和痛觉依然存在,知冷知热,扎针也能够感觉到疼痛。医生怕我躺床久了生褥疮,嘱咐护理每间隔一小时为我翻一次身。

刚翻过的身体部位会舒服一点,可过不了几分钟,由于四肢的末梢神经不能在潜意识中自我牵拉调整,肢体开始出现疼痛,最后酸痛麻木,如蚂蚁咬骨蚀髓。后来,四肢恢复了一定功能,我试过平躺在床上,有意识保持姿势不动,可怎么都坚持不了5分钟。

肉体的痛苦难以忍受,精神的煎熬更折磨人。

南疆的春夜,雨水降临。抢救室的屋檐噗噗嗒嗒的滴水声,伴随着偶尔传来伤病员痛苦的吼叫声。 曾经活蹦乱跳的我,突然间变成了一具活着的躯壳,万念俱灭。

我断断续续地对值夜班的周医生说:“我死了,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供医学研究吧。”

那天后半夜,女护士出去上卫生间,我瞅准时机,吃力地往左侧摆头,期望能够挣脱脖子里的氧气管。可我的颈椎也失去了功能,任凭我怎样拼命地抬头,头颅却挪不动地方——我连寻死的能力都没有了。

自杀不成,我开始绝食。医生和护士们纷纷劝我:“小伙子,你这么年轻,不吃饭,没有营养,怎么能挺得过去呢?”

躺在抢救室里,我沉默不语,打定主意“要去见阎王”。

2

那天上午,周医生突然快步跑进抢救室,冲我说:“小睢,把你的床往里边挪挪,新来一个重伤员没地方住。”

医生护士一阵忙乱,将我的病床往窗边挪动,临时搬一张床放在我的脚头,中间拉起白布帘。紧接着,就抬进来一个痛苦呻吟的女伤员,她的思维好像有点混乱,听我在里边跟护士说话,立刻大声吆喝:“你是谁呀,你出来呗,我咋不认识你啊?”隔了一会儿,她又大声呼喊:“护士,快来看呐,我床底下钻进一个男人,他是谁呀?”

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女性这么近距离地躺在同一间屋子里,我还从没经历过,顿时吓得不敢出声。

随后,我断断续续听医生和护士们私下议论,才知道这位女伤员是从前方野战医院转下来的护士,名叫庞红。因在前线不分昼夜抢救伤员,疲劳过度倒下了。被送进医院时,全身瘫痪,双目失明……

在抢救室里,庞红生命垂危,却不停地呼喊着一个名字:“阎纯”。庞红的妹妹庞萍也上了战场,她闻讯从野战医院赶来探望,向主治医生介绍说:“阎纯是我姐夫,原来曾在军中服役,战前已转业到地方工作。”

那年月,通讯还不发达,阎纯接到加急电报,从河北乘火车南下几千里,过了好久才来到医院的病床前伺候自己的爱人。阎纯的出现,让庞红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庞红睡着的时候,阎纯撩起白布帘,微笑着跟我打招呼。他身穿藏蓝色中山装,留着偏分头,皮肤黑黑的,很纯朴。

我们隔着一道屏风,可我颓废的情绪却因他们的存在为之一振。庞红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兵,伤情比我还重,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能活得像男子汉一样?

我开始吃饭了。尽管咬肌处于半麻痹状态,还是囫囵吞枣地往肚子里吞咽食物。我每天吸完3大瓶氧气的同时,坚持吃完3大碗饺子。

清晨,我翻起干涩的眼皮,心底暗暗地说:“我又多活了一天。”

然后,我再仔细听白布帘那边,粗重的喘息声仍在。“这个姐姐也活着。”我默默地念叨。

3

半个月后,庞红脱离了生命危险,父母也从广州赶来,要将她转到广州军区医院治疗。临别时刻,阎纯大哥匆忙挥手跟我告别。

抢救室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我的情绪已有了很大改变。

那年6月,我所在的部队经过战后休整,班师豫北驻防。我也被拔掉氧气管,安全度过了3个月的危险反复期。我对临行前来医院看望我的首长说:“我是一个战士,部队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大家走,别落下我。”

首长看我态度坚决,不忍心把我留在千里之外,便用担架把我抬上了列车,转入豫北371医院疗养。

从此,我与庞红天各一方,再无任何消息。

年轻时的庞红

30多年的岁月流逝,我在逆境中熬白了头发。那场渐行渐远的战争对于旁观者来说,也许就是一段历史,但对于亲历者而言,就是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每当夜深人静,我回忆起303医院抢救室那段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日子,就会想到与我同命运共患难的庞红。

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都游走在死亡的边沿。如今,我幸存下来,可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庞红姐姐怎么样了?

我用伤残的手指敲击键盘,在网上陆续发出两篇博文寻找庞红。甚至向几家刊物的编辑打电话求助,请他们帮我发文。一时间,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博友、朋友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纷纷给我提供线索,可最终都没有一点音讯。

我没有放弃,向央视一套的《等着我》节目组求助。在编导们的热心帮助下,几经周折,我终于跟失散38年的庞红姐姐联系上。

我这才得知,她和阎纯相识于1973年4月,55军成立游泳队,他们同在游泳队,由相识发展到相爱。

南疆战争打响之前,阎纯给即将奔赴战场的妻子写信:“你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伤员,不要让他们没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却死在你们医务人员的手上。”

她也讲述了她的故事。

4

我1968年入伍,服役于陆军某部野战医院,参与过1979年的那场战争。

那年元旦,部队已经开拔,医院的第一野战所也随军部去了边境。记忆中,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和好友简单吃了年夜饭,就去军部礼堂看电影。电影放到一半,广播喇叭响了:“某医院三所的同志请马上回医院,有紧急任务!”

我的编制是二所的,就没动,哪知看完电影回到医院,战友一见到我就紧张地说:“快准备东西!上前线有你,4天后出发!”

出发前一天,我在两面透风的澡堂里洗了个澡,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几个小时后,我开始呕吐、腹泻。得知我突发急病,副所长来探望,“我等你到10点,体温到38度不走,38度以下就随大部队出发。”

10点一量,体温37.8度,我松了口气,可到了半夜,体温又上升,一晚上起来数次,又吐又泻……第二天凌晨,全体参战人员集中在食堂吃早餐,经过一夜折腾,我连一点稀饭都喝不下了。刘院长看到我的狼狈样,说:“你先不要走了,等好一点再去赶大部队吧。”

“怕死”、“逃兵”是军人最耻辱的标签,我对院长说:“我一个人怎么走?到哪儿去找大部队?我就和大家一起走!”

于是,我的座位临时从大卡车调到了中巴车上,这辆车可随时停车。

我还算争气,顺利到达了火车站。

我们医院的女兵大多是从本省参军的,亲人们早就挤到站台上张望了。我家离军运站很近,一下车,我就看见父母和弟弟,眼泪 “唰”地就流了下来。

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掉眼泪,他是多次上战场都没皱过眉头的老兵,我明白,他宁愿自己上前线,也不想让我去。可我也是一名军人。

和家人匆忙见了一面,吹哨集合后我们应该去军运大厅吃饭了,我想和家人多待一会儿,不打算去。

父亲说:“不想吃,也去吃几口吧。”

“爸、妈、弟弟,我不吃了,一口也不想吃,在这里见你们一面,我很高兴,没有一点遗憾了。”

5

2月初,我们到达了预定驻地。驻地附近有个火车站,有现成的4栋大平房。几天后,我们就地营建了战场医院,准备接收伤员。

医院分了几个抢救小组:战伤分类组、抗休克组、手术组、轻伤组等。最后,我被分到战伤分类组任副组长。

战伤分类是伤员入院的第一道环节,出现任何差错都会影响后续治疗甚至会夺去伤员的生命。教导员专门和我谈话,鼓励我大胆承担起分类工作,这让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9年2月17日清晨,天空一片红光,轰隆隆的炮声响彻大地。下午,几十辆解放牌卡车缓缓开来。

全体人员像打了强心剂似的,抓住卡车后档板一跃而上,当我们登上车厢,见到车上铺垫的带血的稻草,伤兵一个个横躺着。

两人一组,放平担架,尽量平稳地把伤员抬下来,马上分类、填伤票……战场手术救命第一,伤情最危重的伤员被尽快抬上手术台,本院的军医和来支援前线的地方专家不停地忙碌着,手术一刻不停,常常一做就是三天三夜。

随着大批送伤员的车辆和担架的到来,一股股浓烈的血腥味和战场特有的硝烟味扑面而来。手术室外有条水沟,每天都被伤员流出的血染成红色。

分完伤员,我顾不上休息,又去轻伤组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那是一间大房子,里面住着上百名伤员。一进门,一阵臭味就差点把我熏晕。我一个个检查,看有没有不出声的(这样的伤员最危险,像是睡着了,脉搏细弱无力,呼唤他们没有反应),结果还真发现了两个,稍作检查,我发现他们都是胸部受伤形成了气血胸,呼吸已经很困难了。

他俩一直昏迷着,所以被当成熟睡的伤员送到了轻伤组,如果再不赶紧抢救,血气胸可致人死亡。我立即把他们送到抗休克组,他们总算活了下来。

战场救护与普通医疗不同,所有伤员必须先注射青霉素防止感染。伤员清洗完毕后,我们就给他们注射青霉素。

青霉素很疼,于是就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一个小战士疼哭了,另一个也跟着哭。“子弹打进身体里都没哭,小小的针打进去怎么就哭了呢?”我问他们。

小战士回答得很实在,“子弹打进去时是没有太大感觉的,像被人推了一把、打了一拳。可针不一样,这是真疼啊!”

6

我们的工作场所是一些尖顶平房,年久失修,屋顶破得能看见外面的阳光。手术组在手术床上拉起战备顶棚防灰尘下落。

他们经常连续几天几夜做手术,没时间吃饭,就把缴获的奶粉冲得浓浓的喝下充饥;站立的时间太长,脚痛得站不住了,几个女兵就跪在地上工作。

开战几天后,伤员们来得少了,医护人员才能稍微躺在担架上休息,或是干脆躺在地上睡一会儿。

贾晓虹负责为正在做手术的伤员“加压输血”。因为伤员在手术中失血量大,失血速度快,常规输血的量和速度都无法确保伤员的安全,因此必须由一名护士用手指捏住输血管的上端,不停地往下捋,增加输血管压力,加快输血速度。

长时间地保持一种姿势、一个动作,还不能变形,晓虹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最后她终于体力不支,坐着就瞌睡了。负责麻醉的罗玮光见状大喝:“晓虹你干什么?不能停!”

贾晓虹一个激灵惊醒,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赶紧继续手上的工作。

每个人都只能绷紧精神,生怕稍一放松或者懈怠,受伤的战友就可能永远睁不开眼睛。

我是带病参战的,紧张时还好,闲下来后反而开始头疼、发烧,浑身难受。巡视间隙,我抽空给自己做了个血相,数值高达18000,从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我知道,这容易引起别的重病,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爱人阎纯给我来信中有一段话,不时响在耳边:“你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伤员,不要让他们未死在敌人的子弹下,却死在你们医务人员的手上。”他1969年入伍就在侦察连,16岁当了班长,若不是在1975年退伍还乡,想必这次他也会上战场。

7

病房里有一个双眼包着纱布的伤员,有一次我看到他时,他正摸索着往外走,我赶紧上前扶住他,问:“是不是去厕所?”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能行,慢慢摸着可以去。”我说:“不要紧,我扶你过去后就在门口等你。”

此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照顾这位双目受伤的战士,直到他转往后方医院。

到手术室巡视时,我还见过一位刚做完手术的伤员,在药品清醒恢复期突然大喊:“同志们冲啊!杀啊!消灭敌人……”

有许多战士在昏迷中这样呐喊,他们的意识仍然在前线战斗。

睢建民与庞红在央视一套的《等着我》节目重逢。

战斗打响后,医院血源即刻紧张,一些伤员主动说:“我是轻伤员不用给我输血,把血留给重伤员。”其实他们的伤情一样严重,需要马上输血。

血源紧张,当地政府的领导和老百姓都挤到医院来为伤员献血,献血后他们连水都不喝一口,转身就走。

我们医院驻扎在一个小县城,但就是这个小县城,我们大量的供血需求才得以保证。后来我才知道,所有参战医院的驻地情况都是如此。

开战后第3天,上级通知我们向后方转送上百名伤员。到车站后,只见接伤员的列车都是老式绿皮车,并非医疗专用车厢。轻伤员可以自己上车,而重伤员的担架在狭窄通道里根本不能转弯,只能从窗口把人往上抬。站台上许多干活的民工,马上自发组织起来,一边流着泪一边帮我们抬伤员。

一天晚上,上级又通知我们去护送伤员。我随车到了车站,一名女兵上半身趴在车窗外大喊:“庞红,庞红!有庞红这个人吗?”

我大声回答:“有!你是谁?”

她介绍自己是某医院的,我的妹妹庞萍就在那所医院,这次也来前线参战了。我妹妹让她给我带个好,让我注意身体。我也请这位战友转告妹妹:“我没有时间去看她,叫她自己保重!”

就这样,我们姐妹在战场上间接地讲了几句话。可没有想到,十几天后,我们姐妹重逢时,我却看不见了……

3月初,中央军委下达了撤军命令。带病坚持高强度工作一个多月的我终于倒下了,病情急速加重,直接被送进重伤组,和昔日被救护的重伤员为伍。

不久,我又被转到了另一家医院。那时我已经不能站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医院向我的亲人发出病危通知。爱人阎纯从河北保定赶来,父母从家乡赶来,我妹妹从前线山洞医院赶来,准备与我做最后的告别。

阎纯到来时,医生先请他到办公室谈话,让他做最坏的思想准备。医生告诉他,“她病情危重,治愈机率很低,就是能够抢救过来,人也很可能残疾。”后来听说,阎纯到病房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双腿肌肉全部萎缩,只剩皮包骨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当时已经双目失明,处于昏迷状态,但还是隐约意识到他来了。

那些日子我总说:“这里怎么不出太阳呢?你们打针怎么不开灯呢?能看得见吗?”

我康复后,亲友们告诉我这些时,我更加理解,那些伤员在昏迷中说胡话,为什么总离不开战场上那些事。我自己在昏迷中也是这样,印象最深的全是鲜血淋漓的场景。

战时医院床位非常紧张,所以也没那么多讲究,男女混住。我旁边住着一名危重病人,因为气管切开必须使用吸痰器。那种老式的吸痰器一启动,动静很大,总是把我吵醒,因此我记住了这段时间的经历。

8

那时,全国组织了许多专家来到前线巡视各个医院。由于专家多次会诊和医院的精心治疗,我的病情逐渐好转,视力有了少许恢复,也慢慢恢复了神智。

一些战友路过时来探望我,一天,我听到了战友罗玮光的哭声,我说:“哭什么,我还没死啊……”

可那一瞬间,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一切——我病得很重,双下肢肌肉萎缩,双目失明,已昏迷了好长时间。我当时就想:我可能真的要残废了,阎纯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如果眼睛真的看不见了,我可以到荣军医院度过余生。

我对父亲说:“爸,我就这样死了也挺好,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痛苦,这不是挺好吗?”

父亲骂我:“不准胡说!养大你容易吗?你能在父母前面先离开这个世界吗?”

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治疗,我被转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住在神经内科。医院专门请来了眼科的老主任给我会诊,他说自己曾看到国外的一篇文章报道过,有个地区发生过20多例我这种病,名叫“葡萄膜脑脊髓膜炎”。而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我是第一个病例。

带病上阵,连续高强度工作,在恶劣环境中面对高危性、创面传染源,最终被细菌和病毒感染。确诊后,经过治疗的我恢复得更快了,视力从0、0.1也回到了0.4、0.5。不过后来,我的右眼还是慢慢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父亲见我一天天好起来,开玩笑说:“我这个瞎姑娘,等出院了,没人要了,就到动物园门口去卖花生吧。那里有一个瞎姑娘卖的花生可好吃了。我来做,你去卖,好吗?”

我说:“我不去卖花生,我可以去荣军医院,在那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9年10月,我出院回到了久别的部队驻地,回到了我们的野战医院。听过炮火声中的呐喊与冲锋,见证过医院的生死离别,难忘的1979,我的1979。

编辑:罗诗如

题图:网络;插图:作者供图

点击阅读全部文章:大国小民,写老百姓自己的事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大国小民”栏目,可致信:thelivings@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作者:睢建民,庞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