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沉重的故乡:亲缘义务、绝户危机、体制牢笼

大国小民 大国小民 04-11 19:47 跟贴 6461 条
我爸也得过两次脑梗,常年高血压。但他看起来满不在乎,一边吃药,一边继续和朋友们狂吃痛饮,我劝不住。他们尽力挥霍着自己生命的样子,就像没有明天一样。

  《大国小民》第604

  “人间-大国小民”栏目,每周日至周四晚准时更新。

  前言

  世上许多事,既在时间与空间中展开,也在因为和所以中进行。个体的很多行为,都继承自有着相似基因的家族,而整个家族,又从属于整个地域文化的社会背景。

  这是三个真人故事:潮汕人对亲缘关系根深蒂固的情结,让他不得不代替弟弟生活,以隐瞒弟弟自闭症的事实;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山东,她的家族没有一个独生女,天价彩礼引发的刑事案是她惯常听说的故事;下岗潮下,家家日子都不算好过的东北,一套房子足以让亲人决裂,再不往来。

  三人如今都已不在家乡生活,但故地的记忆早已流进血液。他们将往事桩桩件件倒出来,砰砰砰,屋子里响满了撞击声。

  我的人生,还要替弟弟活

  Ron的弟弟所患的自闭症,又称孤独症、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发育障碍疾病。

  父亲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照顾患病的儿子,但由于知识不足,加上视之为羞耻的回避态度,使弟弟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巧合而合理的是,Ron 在采访中透露自己从小就有 ADHD 的倾向,经常走神,做事丢三落四。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另一种常见儿童心理行为障碍,且有研究统计,大约 2/3 的 ADHD 存在 ASD 的特征。由于一直在寄宿学校就读,表面上Ron并没有太受影响。直到在香港念书期间看了比较正规的精神科,才得以确诊。现在两三个月去医院复诊一次,服药五六年来改善很大,专注地做完一件事已不成问题。

  在香港念完本科后,Ron考入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尽管可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相似的先天障碍基因,他脚下的路却与弟弟完全不同。这是他的幸运,但也使他对没那么幸运的弟弟,有了某种“义务”。

  在弟弟的身份下,Ron帮弟弟打理一切需要本人出面的事务。他想要拒绝,但生于潮汕,对亲缘关系根深蒂固的情结,却又让他无从拒绝。

  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不同态度亦让他一度心态失衡。他曾对弟弟同情又嫉妒,但如今更多的,则是内疚。

  讲述者:Rondoudou,生于广东潮汕。
较易分心;宜人性中等;共情一般;开放性较高;尽责性较高

  我父母都是广东人,在我还没出生前就离婚了。离婚时我爸都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妈也没和他说。她说我爸在国外做生意,后来,我隐约从亲戚那里才知道他们是离婚了。

  我爸离婚后没几年,就又有了一个儿子,我妈知道后很生气,抱着比拼的心态,一直对我学业要求很严。讽刺的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患有自闭症。以前的人哪里懂这些,在他们眼里,自闭症就是弱智。我爸对这件事很忌讳,大概是潮汕人大多迷信因果报应,他觉得儿女有问题是因为父母缺德,所以就一直想方设法地瞒着。

  到我小学快毕业时,我妈从别处打听到此事,还开心了很久。当时我爸经济状况比较好,我很快要升初中需要经常补习,所以我妈决定带我去找我爸。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店,我妈送我到大堂,告诉房号让我自己上去,我就这样和他见了面。之后陆陆续续又见了几次,但为从没有一起生活过,关系始终很拘谨,每次见面都非常尴尬,互相沉默低头吃饭。后来大概一年固定见三到四次,都约在餐厅,他给我学费和生活费。

  我们几乎不聊以前的事,我曾经偶然问过为什么离婚,他说过去不想再提,小孩子也没必要知道上一辈的恩怨。其实我也并没有特别想知道,更没怪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毕竟离婚在我们这一代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有一个人,一直让我感情复杂——我同父异母,患有自闭症的弟弟。

  我爸对弟弟是自闭症的事很忌讳,我们从不主动提起这个话题。直到我读大学后,那时弟弟也进入了青春期,开始越来越暴躁。我建议带他去香港看医生,这才发现他是自闭症。但那时已经太晚,很难再培养起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他上过一段时间残障学校,但我爸发现里面护工有虐待的行为,又把他接回来。之后请了两个保姆照顾他,他就每天在家看电视打游戏。

  我爸曾经旁敲侧击问过我,如果以后他老了我会不会照顾这个弟弟。当时我没说话,心里当然是不愿意。但我们潮汕人对亲缘关系看得很重,我仍答应尽可能地帮他做一些事,这似乎是我的义务。虽然同父异母,但我们长得非常相像。我爸把他的档案送到一个民办高中,平时他并不去上课,到期末我就去替他考试,包括一些证件和资料也是我代他去办。

  如果只看档案,我弟弟就像个正常人,但其实代替他的都是我。时间久了,我甚至有种活在他身份下的错觉。我们没有过什么接触,只一起吃过几次饭。他从来不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和自闭症沟通。

  事实上,我也不太愿意,对于这个弟弟,我心理上一直有抗拒。

  我快毕业的那年,我爸弄了个信托,受益人是我弟弟,一直是我在打理。后来,又帮弟弟弄了香港的永久居留,当然所有手续也都是我来办。

  虽然不太愿意做这些,但我从没有拒绝过,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曾经有亲戚问过我对这个弟弟是怎么感受,我没有说话。一方面我很同情他,毕竟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相反正是因为父辈的愚昧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其实自闭症儿童只要小时候接受正确的治疗和培养,完全可以做到日常自理,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妒忌他,甚至一度很讨厌他。明明我才是那个正常的小孩,但我爸却好像更关心他,这些年为他安排了那么多事。而我生日他从没给我发过祝福,我考上大学发短信给他,他只回复三个字,“知道了”。甚至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后跟他说,也就是这三个字。

  弟弟在家什么事都不用干,就可以得到关心和照顾。偶尔生活实在太累,我也会冒出和他交换生活的念头。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挺羡慕他的,起码从没为学业和工作担忧过。

  我经常想,这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因果平衡。我们有同一个父亲,但在智力上却展现出完全相反的特质。而做一个正常人要承受各种日常生活的压力,身为一个自闭症小孩却能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弟那么幸运。现实中的更多自闭症患儿,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过着悲惨的生活。

  但同时,我也能想象到普通家庭照顾自闭症患儿是多么辛苦。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看到新闻上父母抛弃自闭症儿童,虽然我知道这样很不道德,但却不忍心轻易地出言谴责他们。

  记得我的大学教授曾经说过,在无风无浪的环境里,每个人都会支持各种大爱的理念。唯有在现实中,当要为这些理念付出代价时,才是对个人的真正考验。我经常有种很内疚的感觉,觉得自己没有经受住考验。反而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我爸,在这件事上远比我更坚持。

  

  每个家庭都一定要有儿子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开明的家庭环境,让杏免于成为重男轻女的直接当事人。然而,姥姥去世不见母亲姓名的花圈,抖落着恐怖气味的“绝户”,新闻里数见不鲜的彩礼刑事案,已足够让她见识那片土地性别不公的可怖,继而做出自救逃离的决定。

  那列连接了家乡和北京的火车,隔断了家乡的压抑与落后,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而那些频频从不幸婚姻中出逃,又被屡屡捉回的女性;未及成年便被安排婚嫁,以便为哥哥提供彩礼钱的女孩,她们的出口,又在哪里?

  讲述者:杏仁猫,生于山东聊城。
较易焦虑;开放性较高;抗压最强;比较内向;适度刺激

  我姥姥去世时,一个记录着全家族男性名字,包括刚出生不久的男婴名字的大花圈,醒目地挂在灵堂最中央。但她的亲生女儿,在她临终前辛苦照料的我母亲,最终也没机会把名字写到集体祭奠的花圈上。我这个外孙女更是外人中的外人,只在鞋上塞了一块白布,不可以和舅舅家的子女一样穿上孝衣。

  “绝户”这个词你们听说过吗?念出来就像一个诅咒。如果一个来自山东聊城的家庭,被用这个词形容,就是说这家人下一代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女儿是进不了族谱的,于是这家人就在家族名单里断档消失了,这就“绝户”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出生,但聊城人有的是办法。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那边,三代人大家族里,并没有一个家庭“绝户”。约一半家庭是独生子,另一半家庭,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为什么第二胎都是弟弟,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就是一个有弟弟的姐姐。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我妈精确计划着在过年的时间生产,弟弟刚出生就被抱到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两年之后才回家。父母按照我的出生日期登记弟弟的户口,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们真的是双胞胎。

  漫长的成长中,我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因性别被区别对待。但从出生就被迫和父母分离的弟弟,有远比我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斤斤计较着父母分给我俩的零食数量,先给谁洗澡,先哄谁睡觉,把这些视作“偏爱”的证据,然后在每一个感觉不公平的时候放声大哭。

  在我家这种父母皆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重男轻女大概已失去了实践上的可行性,但“一定要有儿子”的社会规则,还是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观念里。

  除了一定要有儿子,还一定要给儿子娶个媳妇。在聊城,留给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城市的同龄人都立志考公务员,进医院学校获得事业编制。很多这样的职位月收入一千多,却需要家长拿十几万去买。

  但在家长眼中,这笔钱一定要花——因为稳定的工作可以提高子女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工作,结婚,生子,是人的头等大事,每一项都值得花大价钱去完成。

  在这里,婚姻是双方家长进行的一次交易。

  聊城一直有结婚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的风俗。对彩礼数字非常讲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紫色的五块,加一千张红色的一百,再加一百张绿色五十的,总共十五万五千块钱),“三斤三两”(用秤称出三斤三两百元大钞,约合人民币十三万六千元),“三万一千八,婆家娘家一起发”这几种。

  除了彩礼,还要给儿子准备婚房。对城市家庭来说,婚房加彩礼还不至于太为难。而对县里和农村家庭来说,一次结婚足以让男方家庭倾家荡产。在农村,彩礼通常直接落到女方父母手中。如果是姐姐出嫁,那彩礼就是她弟弟娶媳妇的本金。

  当然,农村出身本身就是减分项,加上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农村男孩对娶媳妇的要求被简化为“是个女的就可以”。很多男孩在外打工,父母在家花了十几二十万,终于给儿子娶到,或者说,是买到一个媳妇。

  在聊城,很多恶性刑事案件也跟彩礼有关。比如骗婚诈取彩礼钱,婚后感情不和因退还彩礼的事酿成血案等等。

  一小伙家里条件很差,父母倾家荡产,还动用母亲出车祸得到的赔偿款,好不容易凑够了二十万彩礼钱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可结婚后媳妇跑了。小伙迁怒于岳父岳母,将他们一个捅死,一个捅伤。

  当然,这些新闻也没有引起过特别大的波澜。不过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聊聊就过去了。

  我却始终无法把这些事当成日常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波澜不惊地重复这样的生活,才是这片土地对人们最大的诅咒。我为这一切感到愤怒和委屈。

  我所知道想要逃离的,还有很多人。所有侥幸躲过生育筛查,又躲过了在婚姻中被交易的命运,或者从不幸婚姻中半路出逃的女性,都不愿意再回到这个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很多农村姑娘都去了城里打工,做一些零售行业,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只要基本生活能够保障,她们就会努力通过自由恋爱,把自己留在城里。

  我现在在北京,无法预测自己明年的生活状态,和很多“不正常”的人厮混在一起,总是被人类的多样性刷新认知。北京放大了每个人与众不同的那部分。在我看来,不断被推高的房价中,也包含了尊严和自由的价值。

  

  直到大厦崩塌

  古的故事,是一部关于钱的冲突史,也是一幅东北衰退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国企工厂曾是古全家的依靠。衣食住行、工作教育,工厂照管了他们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在体制的裹挟下,失去戒备和上进心,以及对生活的控制力。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古的家人们陆续失去工作。无力还手的他们,任由下岗、拆迁、以及之后的股灾,将自己拖进幽深的时代漩涡。

  没有谁能彻底摆脱环境与时代的刻印,这甚至像是一种霸权。

  刚刚毕业后的古,也在惯性下选择了国企。工作六年后,他离开了体制。那份工作给了他体面的收入,满意的工作环境,他甚至有很大几率获得单位的福利分房。可这一切看似按部就班的稳定生活,总让他觉得失控。就像曾经包办一切的电厂突然凋敝,一套房子使得熟悉的家人变得陌生。和体制有关的一切都不能让他感到安全。

  摆脱了生发于家庭经济背景的自卑,他将从前的故事桩桩件件倒出来,一如他那连做梦都在控诉不满的母亲。

  讲述者:古,生于黑龙江佳木斯。
较易焦虑;开放性中等;宜人性较高;适度刺激;尽责性较高

  那一年,我的初恋遭到女友母亲极力反对,这就发生在女友去过我家之后。

  我知道,家里的每一样摆设,都写满了来自上个世纪的寒酸,这让她心生恐惧。“我同事的女儿谈对象,人家给她买了一件几万块的貂,给她妈也买了一件。”这是她妈的原话。女友跟我分手时,我甩给她一句,“我会让你妈后悔的。”

  愤怒过后,我也理解她母亲的担忧,这是她基于人生经验的判断。

  东北人不相信穷鬼翻身的故事,也没有卧薪尝胆的魄力。人的命运,往往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已经被注定。而这份工作会把人带向何处,完全不取决于个人努力,而是单位效益,以及时代走向。

  黑龙江佳木斯是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富裕人家,是佳木斯发电厂的双职工家庭。佳木斯电厂前身是伪满洲电力株式会社,1949年之后数次扩建,成为东北最大的国企之一,员工规模数千人。有次电厂发年终奖,每个员工领了两千块钱,警察通勤车来了好几辆,开道护送职工下班。那才是九十年代中期,我至今印象深刻。

  小学,中学,商店,文化宫,电影院,卫生所……厂子照管了员工生活的一切。我爷爷是发电厂的老员工,在锅炉房工作。我家住在电厂分给爷爷的家属院其中一间。我小学和初中,上的都是发电子弟学校。

  我从小在电厂厂区长大,但爸妈并不是电厂职工。我爷爷为了让二叔“不变成街上的盲流”,主动离退,让他接了自己的班。我爸学习成绩好,高中毕业后,赶上上山下乡,家里不想让他去,藏了他的户口本,他没报成名,他的同学下乡回来后都进了电厂。我爸只好自谋出路,去了规模大概300人的汽车修配厂。我妈在发电厂下面的制氧厂,是发电厂大集体之外的“小集体”,虽然名义上属于电厂,但收入和发电厂员工差别很大。

  1993年,我上三年级。我妈工资每月 300 块,我爸厂子效益不好,工资比我妈还少。那时我爸抱怨家里天天吃炒豆芽,我妈呛他说,“你一个月就给家里 150,还要给你买条20的烟,你还想吃什么?”

  我没觉得吃豆芽有什么不好。长期物质匮乏,让年幼的我学会了等待和忍耐。

  跟家人一起出门,我从来不主动要吃的,这一点像极了我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个信条由姥姥传给我妈,又被我继承下来。我们努力地想要成为那个最听话、表现最好的,然后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我一直是电厂子弟小学最出色的学生,总是毫无悬念地考年级第一。小学一放学,同学们就跑出去疯玩,然后掐准时间,组团去我家抄作业。初中时,我妈还作为家长代表,在全校师生面前分享教育经验。我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好消息。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工厂倒闭接连不断,我的亲戚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回了家。木材厂,纺织厂,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都无力继续维持运转。我舅妈在的木材厂,为了继续运作,动员员工集资,每人交三千块,交了可以继续上班。她没有交钱,回了家。

  我妈在的制氧厂也黄了。

  我妈和她的同事们转岗去电厂扫灰,也就是清洁工。每天四五点钟起来,在别人上班前把工作做完。晚上还要再去一次。直到2007年退休,我妈一直在电厂扫灰,工资一千块出头。

  97年左右,我爸第一次不上班了。厂没倒闭,他不算下岗,但厂里没钱发工资,于是让他们都回家。一年后,他重回厂里工作,代表工厂做甲方,全国各地考察设备。这是我记忆中,家里唯一经济宽裕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我爸把这一年他走遍全国的经历说了又说。因为没过多久,厂子还是黄了,几百万卖给了个人,成了私企。我爸和很多员工一样,被一次性买断接近三十年的工龄,拿到一万块。

  九十年代末,伴随着整个东北工业的颓势,我家也堕入城市底层。

  我目睹了这个过程持续数年,没有看到父母有任何挣扎,这让我莫名其妙地心情平静,好像在时代洪流中顺水而下,而这条河看不到尽头。

  不再工作后,我爸在家开过麻将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伴着麻将碰撞的声音入睡。爷爷退休后,也痴迷麻将,把不多的退休金在牌桌上输去大半。而我姑姑和叔叔都以为,爷爷的退休金都用来贴补我家了。

  成夜成夜地打麻将,喝酒,喝醉了骂街打架,所有回了家的人都变得不知所措,不知怎样打发这种未被安排的生活。

  我一个舅舅,下岗后整天喝酒,没多久就瘫痪了。我爸也得过两次脑梗,常年高血压。但他看起来还是满不在乎,一边吃药,一边继续和朋友们狂吃痛饮,我也劝不住。

  他们尽力挥霍着自己生命的样子,就像没有明天一样。

  2000年,我考进了市里最好的高中,这个高中汇聚了全城的学霸和有钱人。这是些穿着上千块阿迪跑鞋的年轻人,而在之前十几年中,我甚至没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仿佛一夜之间,我看到了一个城市里贫富差异被拉大的样子,也更清楚地看清了自己家境的窘迫。我害怕跟同学出去玩,那种没带够钱的焦虑一直伴随着我。

  我考上高中的同一年,电厂平房拆迁了。我家跟爷爷住的房子加起来,可以分个一百多平的大三居。但我大姑说,以后爷爷不跟我们住了,让我家分一个两居室,我爷爷分一个一居室。我妈说,他们让爷爷单独住,是为了以后她来分这个房子。

  在经济捉襟见肘的年代,这套楼房成了改变生活状态的唯一指望。我没预想到,它既改变了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也改变了我妈的精神状态。

  当时拆迁房650一平,90平米将近6万块,我家拿不出这笔钱。我妈去找爷爷,跟他说,之前你给过二叔多少,也给我们拿多少。爷爷不承认给过二叔钱,就也没给我们钱。我家从我姥姥那边,拿了她多年积攒下的3万块,东拼西凑把这房买下了。

  因为房子的事,家里氛围变得很紧张。往年爷爷这边,是一大家子一起过元旦。那年,我大姑问我爸,今年元旦怎么过,我爸说,来家里过吧。他没意识到,现在我家跟爷爷已经分开住了。元旦早上,我爸妈买菜做菜忙了一上午,结果家里一直没来人。我爸给二叔打了个电话,他们说,在我爷爷一居室那边,已经吃完饭了。

  我妈本来心里就窝火,这下脾气立刻上来了,跟我爸对骂。争执中,我妈挨了打。她特委屈,跑去爷爷那里,对着一屋子的人大骂。我爸知道后,把我姥姥叫去我家,指着老太太就骂。意思是你骂我爸,我也骂你妈。

  从那次爆发开始,我们过年就不在一起了。我和我爸去爷爷那边,我妈一个人去姥姥家。直到爷爷去世,关系也没有缓和。她不愿意在过节时跟爷爷这边强颜欢笑,只在自己心里,一次次演练跟我大姑理论的样子,但再也没得到机会当面解释过。我妈满心委屈,觉得没有从爷爷这边得到任何经济支持,还被当做挑起家庭矛盾的人。

  这渐渐变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结。她反复跟我讲述自己的委屈,甚至梦里也在争吵。随着时间推移,她心情越来越苦闷,无法从看电视,出去逛街等娱乐生活中获得乐趣。她唯一能够专注投入的,就是炒股。她对金钱极度敏感焦灼,只有不断变化的数字,能刺激她接近麻木的神经。

  2008年全民炒股,我家把全部积蓄都投进了股市,损失了几万块钱,本钱几近腰斩。中间有一次,我爸在 QQ 上告诉我,我们家之前亏的钱都回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次之后,投进去股本变大了,虽然有短暂的盈利,但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亏损已成定局,一茬韭菜全被割了。

  股灾之后,爸妈尝试过各种打工。我爸被二叔安排去电厂一个宾馆打更,也就是做夜间保安。干了两三年后,又去医院血站打更,春节期间也不休班。我妈给人刷过餐具,从早刷到晚,也去过干洗店。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没有拿到每月超过一千块。

  我依然是家里唯一的好消息。我考上了重点大学,又被保送研究生,在我亲戚同辈中是唯一一个。毕业后,我进了一个在北京的航天部门研究所。家里亲戚们知道后都问我妈,找这个工作,你们花了多少钱?

  在我家那边,已经没什么不花钱就能解决的稳定工作了。只有发电厂的烟囱还在冒烟,而周围的几个大国企,除了留下几幢家属院和破旧的厂房围墙,都已不见踪迹。当年进了不同工厂的父辈们,谁又比谁的能力差呢?不过是被命运摆布罢了。

  我在北京央企呆到第六个年头,收入随着单位效益变好,翻了数倍。这是少数还可以单位分房的企业,按照资历,我只需再等一两年,就可以在单位附近获得只有市场价几分之一的房子。同事们大都住在附近,我常在食堂里看到已经退休的老员工。微信群里,看大家讨论着即将修建的重点小学分校,我突然感到窒息:我会在这里过一辈子吗?

  我的工作是设计卫星上口径一米的相机。我想象有天离开这个体制,却发现连自己可以再做什么都不知道。互联网创业热火朝天,热钱在各种风口上来回翻滚,而这个地方,一切安排都看起来是一个政治任务。如果埋头工作,一切看起来紧张有序,进程清晰。只是这种稳定感,就像是体制在整个单位上空罩了一层结界。

  可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稳定的结界,于是我终于硬着头皮冲了出去。我跑到一个创业的小公司,想要寻找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个人价值。

  跟家里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父母恐慌极了,觉得我要剥夺他们在家乡亲友面前唯一的荣耀,他们想要来北京阻止我。我说,体制一度给过我安全感,但他收回时,更是十倍残忍。我没法预知未来,但我想至少做一个挣扎过的人。

  编辑:孔雯青

  题图及插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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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各色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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