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士道的要则是礼、义、忠、信，其中礼最为重要，广义的礼可以涵盖其他的准则。《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婴语：“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 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由此可见，礼并不局限于一些日常仪式，而是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约束 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身分的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又是通过日常诸多的仪式和行为即所谓“仪”表现出的。礼和仪之不同就在于，礼是外在 与内心的完美和谐，而仪仅仅是外在的形式。作为士大夫，若仅有外在之仪而无忠信之心，不可谓知礼；作为国君，若不能治理好国家，即使表现得很有礼节，也不 能谓知礼。昭公五年，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向女叔齐称赞道：“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女叔齐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 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 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礼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左传》高度评价礼的作用。隐公十一年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人们甚至认为，礼之有否关系日后的命运。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惠公命，晋侯受玉惰，内史过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晋惠公去世后，其子怀公为公子重耳所杀，由是绝嗣。成公十三年，郤锜受晋侯之命入鲁乞师，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几年后郤氏为晋厉公所灭。内史过和孟献子的话揭示礼的实质是敬，而敬亦应以礼体现。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谈论“礼”时说得好，礼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关爱的外化形式，同时还表达了对事物正当性的尊重，以及对其社会地位的肯定，“礼的极致，有似于爱”。
礼表现在日常言行举止中，正如定公十五年子贡所言：“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穿戴举止及言行神色皆应符合礼。若不合礼，则会被对方视为不敬而产生严重后果。襄公十四年，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而归。之后，孙林父让其弟孙蒯入见国君，献公欲警示孙氏，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由于这一章可能会激怒孙氏，大师拒绝歌唱，师曹为报旧怨，遂请为之。孙蒯惧，归而告孙林父，孙文子道：“君忌我矣，弗先，必死。”遂发兵驱逐卫献公。按，戴皮冠是召见山林守官“虞人”之礼，而孙林父、宁殖是高级官员“卿”，国君在召见时“不释皮冠”，因此两人认为受到侮辱。卫献公不安抚之，反以《巧言》之歌使其恐惧，故而激起大变。因此献公之母定姜亦谓献公：“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罪也”。
哀公二十五年，卫侯辄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嗀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这一句怒言使褚师比惊惧而生异志，他与怨恨国君的公孙弥牟、公文要、司寇亥和司徒期等人一道作乱，回国执政七年的卫侯辄不得不再一次出奔他国。按，隋唐以前的华夏人席地而跪坐，入室必脱履，燕饮时入席必脱袜。褚师比因足有疾而未脱袜就入席，刚愎的卫出公认为这是对己不敬，不听他人劝说而威吓褚师声子，终致叛乱。
坐姿也是很重要的。华夏正坐为跪坐，即跪于地，足跟垫压臀部，若直腰保持此坐姿，称“长跪”。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云妻子接到丈夫在远方托人捎来的书信后“长跪读素书”，以示敬重。非礼之坐姿包括“踞”和“箕踞”，“踞”即蹲或垂足坐姿（犹今日之坐于椅上的姿势），“箕踞”即坐地而双腿伸开。荆轲在刺秦失败后“箕踞以骂”，显示一代英雄对至高王权的极度蔑视。刘邦曾“踞”而见人，人不进而谓非礼不敢见。盘腿坐姿是在东汉以后由印度佛教习俗传入，音译称“跏趺”，为寺院僧人坐姿。隋唐时胡椅“踞”姿逐渐流行，跪坐正式渐渐消失，人们坐于地时也常采用盘腿和“箕踞”姿势。而日本、韩国至今依然保留着跪坐正式，令人感慨万分。
过高的礼往往并不能使对方感到“受宠若惊”，而是令对方不安，对方认为一旦接受便是僭越，故会拒绝接受。襄公四年，鲁叔孙穆子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感到奇怪，使行人问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叔孙豹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臣获五善，敢不重拜？”昭公二十年，齐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孔子因而感叹道：“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合适的礼能化解纷争。晋楚邲之战，双方军人就曾以礼摆脱窘境。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仅剩一枝箭，眼见追兵蜂拥而至，他灵机一动，射杀路边的一头麋鹿，让摄叔奉之献给晋人，道：“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晋将鲍癸曰：“其左善射，其后有辞，君子也。”受其麋而止追兵。晋魏锜往楚营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魏锜度难以脱身，见荧泽有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受其麋而止。
春秋时代的战争被今人称为“绅士的战争”，尽管也有残酷的厮杀，但礼义亦体现于战争中。杀戮之中，士亦应表现礼义之修养，既是体现对殁者之尊重，又是表达仁善之人性。《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载，楚伐吴，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接连射杀三人，每毙一人，辄掩其目，遂止而曰：“吾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闻之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子路怫然进曰：“人臣之节，当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后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杀人之心而已。”
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时，晋韩厥亲自驾御战车追逐齐顷公，顷公御手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齐侯道：“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韩厥之左右而不射韩厥。齐侯之车终因“骖絓于木而止”。韩厥作为臣子，俘虏国君必须遵循礼仪。因此，他“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并言外交辞令。齐顷公却趁机脱身。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时，韩厥追逐郑伯，其御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遂止。而郤至也追逐郑伯，其右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郤至三次遇见楚王，皆“必下，免胄而趋风”，楚王感到奇怪，便派人以弓问之。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华夏人愿意用生命捍卫礼义。文公十五年，孟献子的两个异母弟弟来到鲁国，孟献子非常爱护他们，为国都之人所称道。有人因此而忌妒，便向孟献子诋毁其弟，道：“将杀子。”孟献子半信半疑，将此事告知季孙氏。两个弟弟叹道：“夫子以爱我闻，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于礼乎？远礼不如死。”他们没有选择自尽，而是选择在疆场上英勇奋战，为国捐躯。
春秋华夏人“克己复礼”的行为在后世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因此宋襄公在泓水之战的表现也被今人视为愚蠢，但那个时代的华夏人有他们高贵的信仰，礼义之信念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心灵。能为信念而执着，这正是春秋华夏人的伟大之处。有这样的精神，才有先秦诸子并起，百家争鸣那辉煌壮美的时代。